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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早期女学堂创办的历史语境及曲折历程
发布时间:2007-12-10 20:47:25  点击次数:1426次    [ 进入论坛]

 

关键词:湖南第一女学堂;历史语境;曲折历程

摘  要:湖南女学堂在湘军获胜、维新运动、近代教育家群体和近代化变迁的多重历史语境下创办,经历了发端、顿挫和再起的曲折历程,这一曲折历程折射出新派与旧派、清廷与地方的力量制衡。

         The History context and Tortuous Course of Women School Establishment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Hunan 

Abstract: Established by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such as the winning of Xiang Army ,Weixin campaign, the modern community of educators and the change of modernization,Hunan women schools experienced a complicated course including start,adversity,and rebirth, reflecting a kind of power impediment between the radicals and the traditionals,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local places.

Key words:The first women school in Hunan, history context, tortuous course

    受甲午战败刺激,兴女学被改革派视为国家现代化前瞻性设想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预兆性符号。梁启超明确提出,女学的兴衰是衡量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1]。民间知识分子受外国传教士在本土的兴女学活动,以及日本因教育而强盛的启发,极力提倡女学乃至身体力行。沪、津、宁三地首开女学风气,为内陆各省创办女学堂提供最初的模式或范本。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在湖南这块充满新学意识和新文化生机的地盘上大展身手,各显千秋。一时间,湖南被誉为全国最富新文化新教育之朝气的省份,男女平权和女学新思想随之广为流布。女学堂的创办既是近代湖南文化生活方式、普遍伦理观念转变的一面镜子,某种程度上又充当了新旧派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一个筹码,其兴衰存亡折射出新旧两派此消彼长、清廷与地方相互制衡的态势。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界至今鲜有研究者关注到这一面向。本文对此做初步探讨,以期更深入地了解湖南近代化进程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湖南女学堂初创时的历史语境

    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湖南的地方发展获益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湘军击败太平军,二是戊戌变法之前的新政运动。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使湖南地方近代化如虎添翼,后来居上,成为一度引领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尤其是思想、文化和政治进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是新式教育改革和新式教育家群体的形成,几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为湖南女学堂初创准备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一)湘军获胜带来的资金为女学堂的创办提供物质基础

    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全国几为湘人势力笼罩”,曾国藩为安抚湘军将士及家属子弟,在县城广建忠义祠,为阵亡将士发放抚恤金,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湘乡,湘乡县的钱庄猛增。然而,湘乡没有经商传统,兴办教育成为添置田产之外的另一条消化资金的重要渠道,于是,创办新式学堂一时蔚然成风,呈现出“文武学额由原来的27名增至53名,私学也随之增多”的奇特景观,湘乡转瞬成为湖南兴办新学、传播新思想的富有生气和活力的县份。早期新学堂东山精舍就位居湘乡城,它率先提出废科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湖南第二所女子学堂“淑慎女学”,也是1904年由湘乡人曾广镛女士捐款4万以及丈夫所留下的田产而兴办起来的。著名的周南女校亦于1905年由朱剑凡创办于湘乡近郊泰安里蜕园。朱剑凡的父亲周达武就是参加湘军起家,因天资聪明、胆气过人,深受左宗棠的赏识与宠信,积功至四川、贵州和甘肃提督,长期戍守西北边塞。官俸颇丰,兼之敛财有方,以致家底富足,遂以巨资在宁乡道林建筑城堡式大庄园,并在长沙城北泰安里(湘乡近郊)买下蜕园,作省城公馆之用,后被朱剑凡捐赠为周南女校的永久校址。

   (二)“不缠足会”和“兴女学”在湖南掀起妇女解放运动,为女学堂营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

    湖南新政中,维新派自觉地把妇女解放看成维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谭嗣同明确提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2]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把创办“不缠足会”,当作实行男女平等的起点,强调“立会的目的,是禁止缠足并防止妇女因放足而受到守旧分子的歧视”[3]。为落到实处,他们亲自给妇女免费赠送《不缠足歌》,发动鞋店出售新款式的放足穿的“云头方式鞋”。按察史黄遵宪还出示劝谕,《湘报》则充当“不缠足会”的舆论阵地,刊出的“不缠足会”名录及捐资者达1300人之多,以此鼓励更多女性加入不缠足运动中。与此同时,谭嗣同提出“兴女学以课妇职”,“女子学堂功课当从方言算学入手”,“医学一门,与女子最相宜”等主张。维新人士组织的南学会亦重视女子教育,尖锐地批判“贵男贱女,女子不宜读书识字”的迂腐之论,从而主张“男子读书当明大义,女子读书亦当明大义。皆应读经史有用之书,孜孜古今事变中外政学乃为善教”[4]。此外,他们还在《湘报》上登载上海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以及中国女学增设报馆的公告。这些兴女学的重大举措,对于开通湖南女学风气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湖南近代教育家群体把女子教育纳入新式教育,使之成为有机组成部分

    虽然由于保守派的反对,新政失败,守旧派打了一次胜仗,但这股新潮毕竟启动了湖南迈向近代化的闸门,新式教育的蓬勃开展已然不可阻挡。为解决师资紧缺问题,1902年8月,巡抚俞廉三派胡元倓、陈润霖、朱剑凡、龙绂瑞、俞蕃同等12人(实际成行11人)留学日本弘文文学院速成师范班,是为湖南第一批官费学生,他们到日本的目的是“考求教育方法,以备教员之用”,为回国成为湖南的师资和校务管理者做准备。1903年湖南当局第二次选送留学生24名,留学四年。1905年,还派遣许黄萱祜等20名女学生赴日本实践女校习速成师范,这一举措首开湖南女子留学之风气,亦为我国官派留日女生之肇始。

    留学生派遣在湖南近代教育史上意义重大,首先是解决了新式教育急需的师资,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个献身教育、思想开放、教育理念先进的近代教育家群体,在这一群体中,胡子靖、朱剑凡、杨昌济、陈润霖、曾宝荪、龙绂瑞等当为前驱和中坚。他们群策群力,大力兴办私立学校,如龙绂瑞创办民立第一女学堂,胡元倓创办明德中学,朱剑凡创办周南女校,陈润霖创办楚怡小学,曾宝荪创办艺芳女校等。这些私立学校,办学层次不一,形式多样,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女子教育、职业教育一应俱全。为办好教育,他们殚精竭力,无私奉献,甚至不惜毁家兴学,使私立教育成为湖南教育的一枝奇葩,亦成为新式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了湖南近代化教育多元格局的形成,推动了湖南近代化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奠定了近代以降湖南现代教育一度引领整个中国教育发展的基础。

   (四)湖南近代变迁导致文化生活方式和普遍伦理观念的转变,使官宦和乡绅率先认识到女学的重要性

    有了对女学的新认知之后,官宦和乡绅便亲自参与女儿的早期教育,这从唐群英、张汉英和曾宝荪三位杰出女性的成长史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唐群英、张汉英系名震全国的女权运动领袖,曾宝荪亦为著名教育家。她们的成功与早期所受新式教育密不可分。唐群英,1871年12月出生于湖南衡山的名门望族,父亲唐星照以军功起家,官至提督。父亲从小对她进行新式教育。4岁时,唐群英扯掉裹脚布,父母听任之;6岁接受正规教育,10岁时学习剑术,15岁时因发表处女作《晓起》被乡中士人诧为奇才,20岁时嫁给湘乡人曾传纲(曾国藩之堂弟),27岁时在殇女丧夫的沉痛打击下毅然回到娘家,深居书斋,广览《论世变之亟》、《变法通议》等维新著作。1904年,33岁的唐群英说服母亲,毅然东渡,翌年成为同盟会第一个签字女会员。辛亥革命时期,在江浙组织“女子北伐军”,率军参加攻克南京的战斗,立马横刀、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民国建立后,为倡导女子参政她几乎耗尽心力,运动失败后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普及女界知识”上,先后创办长沙女子法政学校、女子自强职业学校和女子美术学校,自此献身湖南女子教育。

    张汉英,湖南醴陵人,生于1872年。父亲张云齐为附贡生,学通经史。汉英系其独生女,天资聪敏,爱同掌上明珠,幼小即授课读。汉英每读既能背诵且融会贯通,兼有卓越超群的口才,被誉为“神童”,云齐常称其为“此我家女秀才”。湖南创办女学后,张云齐力排众议,毅然送汉英入长沙女子中学堂。1905年入选公费留日生,进入日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加入同盟会,后与丈夫李发群投身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后,与唐群英、王昌国一起力争将“女子参政权”载入临时约法中,但参政要求遭到反对,张据理反驳,词锋泼辣,惊语四座,反对者“无有能以理折服者”,遂得通过。妇女参政运动失败后,张与唐群英一起回湖南创立“湖南女子参政同盟会”,发起《女权日报》,继续鼓吹女子参政。革命陷入低潮后,她回醴陵自筹经费,于1914年创办醴陵女子学堂,自任校长兼教员,成绩斐然。

    曾宝荪,生于1893年,4岁开蒙,在私塾读书直至14岁。父亲曾广钧是曾国藩的长孙,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不让女儿缠足,亦阻止幼年定亲,甚至同意其信奉基督教,支持出国留学,并引导其读《天演论》、《群学》等西方进步书籍。与此同时,曾宝荪还受到祖母郭筠开明思想的熏陶,她曾说:“没有祖母,我们孙辈的教育就会毫无成就……。”祖母郭筠是曾国藩的儿媳,嫁入曾门后曾接受曾国藩的国学训练,学养深厚,因而对晚辈的教育见解独到。她不喜八股文,不愿孙辈考秀才,却鼓励他们追求新知,不要求孙女习女红、烹饪,却要求她们画画、读诗和做诗。郭筠曾立下六条《家训》:一是男女皆应知习一样手艺;二是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远门之才识;三是男女皆应知俭朴;四是男女自应侠义性成;五是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六是只有我家实行,乡风才强。[5]郭筠无性别歧视的家规为曾宝荪未来发展铺平道路,使她能在14岁时离开家乡前往上海求学,18岁时跟随巴路义女士远涉重洋前往英国留学,成为湖南首位留英女性、中国第一个理科女学士,为后来创办艺芳女学奠定坚实基础。

    二、湖南最早女学堂创办的曲折历程

    (一)发端:民立湖南第一女学堂

    龙绂瑞、俞蕃同从日本速成师范归来,即禀请巡抚赵尔巽在湖南长沙“创立女学,以开风气”[6],赵氏态度开明,立即同意。为避免保守派阻挠,赵氏特颁布告示:“女学堂之设,即古师氏保姆之遗意,所以端阃仪于幼稚,植蒙养之始基,意至良,法至善也”[7]。由是,民立湖南第一女学堂于1903年6月在长沙千寿巷开办,湖南女学堂由此发端。该学堂一方面借鉴日本女子教育办学模式,同时取法上海务本女塾,确立“修明妇德,洞达物情”的教育宗旨。招收10岁以上女童40名,住校生、走读生各半。学生按程度分为寻常科、高等科2班,分别1年、2年毕业。课程除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美术、人身生理、裁缝等科外,至第二学期加习理科、外语两科,第三期加习体操、教育学两科。女学堂的舍监和各科教习均延聘中西博通、兼通书算事理的女性担任。办学经费“暂由同志凑集,勉力开办。”[8]到1904年,因教学质量高,声名远播,以至外省求学者络绎不绝,“学额百名,现已有六十余人,列为甲、乙、丙三班。然外府外省来学,尚纷纷不绝。将来再扩张而改良之,必成空前之女学校也。”[9]

    继第一女学堂之后,湖南相继涌现出一批女学堂。1904年由湘乡人曾广镛女士捐款捐地,在长沙城内千寿寺创办淑慎女学,是为湖南第二所女子学堂。曾广镛系前内阁学士李光久的媳妇,既有资金,又热心办学,她聘请曾国藩12岁的族女担任英文教习,舆论称其为“学校界中罕有之教习也”。第三所是影珠女学,由前敬业学堂伦理教师陈保彝所办,设于长沙县治东北清泰都影珠山麓元衡樟树屋。该校仿照美国的教育制度,采取男女共校形式,“女子能跨马,虽十一、二龄之少女,亦能操欧语一、二句”,且附设女子速成师范科,以2年为期。第四所是设于常德的湖南西路女学,原名第七小学校,由朱守彝创办,学生30多人,教学设施完备。朱思想进步,敢于聘请男教师,“是为与第一学校之异点也”。[10]

    以上四所女学堂为湖南储备了最初的女性人才。当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计划派遣20名女子留学日本时,考录上的大多为第一女学和影珠女学的学生,如张汉英、黄国厚、杨庄、黄宪佑、王昌国、许黄萱祜等。她们进入由著名教育家下田歌子创办的日本实践女学校,其中13名在师范科学习,7名在工艺科。年龄最大的48岁,最小的只有14岁。本次留学目的很明确:“该留学女生之志望,在将来归中国后,以身任教育之事。”[11]女留学生在日本刻苦学习,广泛接触西方男女平权思想,认识到女权与女学的重要性。她们组织学会,创办报刊杂志,撰写文章,呼吁女学,与国内倡导女学的舆论遥相呼应。黄华、杨庄和王昌国发起“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分别担任学生会的庶务(即会长)、书记和弹正。回国后,这些女生成为女子教育的拓荒者和争女权的先知先觉者,如王昌国担任萍乡务本女校校长,黄宪佑创立私立隐珠女校,唐群英、张汉英不仅为民初妇女参政运动领袖,且为湖南女子教育的开拓者。

   (二)顿挫:民立湖南第一女学堂被关闭

    湖南女学堂的兴办,被顽固派官绅视为离经叛道之事,受到非难与攻击。保守派领袖王先谦欲纳第一女学堂一名女生为妾,该生不从,王老羞成怒,指示湖南巡抚杜本崇上了一道“请废女学”的奏折,洋洋上万字,对女学堂极尽诬蔑之能事。奏中说“湘省女学并无实用,徒为伤风败俗之原因”。[12]同时,王还上书权臣瞿鸿禨:“某等之寡弟妇,因不贞避羞入女学,此风断不可长,宜急设法阻止。”[13]于是,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光绪帝宣谕查办湖南女学堂,奏中写道:“谕军纪大臣等,有人奏湖南开办女学堂,流弊日滋,请饬停办等语。上半年,学务大臣奏定章程,并无女学堂名目。著陆元鼎查照,如果该省设有女学堂即行停办。”[14] 陆元鼎抵湘后即与王先谦、杜本崇合力反对女学堂。9月中旬,清廷寄来诏书,指示封闭女学堂:“时已日哺,而陆抚遂令二县赴女学,除去匾额,封其门户,学生及办事等人均另开启后门逃出。而淑慎女学亦于次日封闭云”。[15]

    就这样,保守派借口“伤风败俗”,利用清廷未开女禁之机,合力强行封闭了湖南早期女学堂,使它们在只存在一年多即遭夭折。学校被关闭,女学生往何处去?时在日本的秋瑾发表《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一方面鼓励女生不要气馁,“今闻贵学堂遭顽固破坏,然我诸姊妹切勿因此一挫自颓其志,而永永沉埋男子压制之下。欲脱男子之范围,并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另一方面建议女生积极留日,续学不辍,“我诸姊妹如有此志,非游学日本不可;如愿来妹处,俱可照拂一切”。[16]实际上,这股阻挠、破坏女学的逆流不只发生在湖南,在1906-1907年间,湖北、江苏、广东等地先后发生多起此类事件。

    然而,时代潮流是无法阻遏的。1905年5月,朱剑凡为避清廷禁女学之忌,用宗祠女塾的方式创立周氏女塾(后称周南女校)。周南最初办的是师范科及简易师范科,附设小学部和幼儿园,并授以新学。虽说挂了“家塾”招牌,但一旦官府来查,发现名实不符,很可能前功尽弃。事实上,当局经常派人莅临“视察”。为此,朱剑凡布置师生每人准备一套《四书》,若官府来人“视察”,便将新课本藏起来,摆出《四书》,师生同诵“诗云”、“子曰”。学生由最初的十多人发展到300余人,“其规模宏大、规矩严肃、学科完备,可为湘省女学之冠。”[17]

   (三)再起: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学堂

     随着各地女学如雨后春笋般设立,清廷认识到兴女学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1907年3月8日学部奏颁《女学堂章程》,正式认可女学已然存在的社会事实,将其纳入官办教育管理体制,并对保守派可能的阻挠进行警示。“立学总义章第一”中明文规定:“开办之后倘有劣绅地棍造谣诬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护之责。”[18]至此,女子教育获得政治合法性,可以光明正大地开办。1907年,朱剑凡将“周氏家塾”改名为“周南女学”(“周南”二字取自《诗经•国风》),并以“周礼盍在,南化流行”为对联篆刻在校门上,文词典雅,意境殊深,映射出对女学美好前景的展望,“周南”校名遂一直沿用至今。湖南原来被禁的几所女学相继恢复。此外,长沙还兴办了女子美术学校、隐储女师、实业女校、振湘女学、毓坤女塾等。这些女学堂创办人大都为留日归来的女性,如创办影珠女学、隐储女师的唐黄琼、许黄萱祜,开办明耻小学堂和横粹女职的黄国厚。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全国女子学堂统计表,湖南共有女学堂7处,职员13人,学生412人。[19]

    1909年,湖南提学使吴庆坻以“省垣无官立女子师范及保姆讲习所,不足以树风沿尚而资兴起”为由,呈请建立省立女子师范学堂以振兴女学,保育儿童之基[20]。旋即获抚院批准,在长沙市天心阁附近古稻田拨官地200余亩修建校舍。建成之前,在报刊上发布消息,制造舆论,“议招取25岁以下,15岁以上合格女生60名,入内肄业,定期三年毕业。所有各科教员均聘周南女塾第一班师范毕业生分别充任,以期养成多数女子,提倡家庭教育,为异日女子小学教员之预备,以辅官立之不逮。”[21] 经3年筹备,于1912年5月12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习称稻田女师)正式开学,招收四年制师范班1班,学生50人,二年制保姆班讲习班1班,学生27人,并将1905年建立的官立模范小学与蒙养园并入,朱剑凡被推举为首任校长。

    由民立第一女学堂的兴废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再起,时间跨度只有9年,但其中的意蕴却非同寻常。首先,民立第一女学堂的兴废凸显了湖南新旧两派的尖锐冲突。人谓湖南是中国保守派的大本营,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在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保守派的攻击下一败涂地可为例证。维新之后,守旧派以战胜新政派的余威使后者欲振不能。因时势所迫,尽管王先谦同意发展新式教育,但反对采用西式的教科书和教育模式,因此,民立第一女学堂等被视为大逆不道,再加上王的个人私欲受挫,故处心积虑地把湖南最早的女学堂扼杀殆尽,改革派对此无能为力。但从省立第一女师的兴办可见改革派力量上升的端倪。其次,民立第一女学堂到省立一女师的演变历程,既体现了女子教育由私立到官办的嬗变,也反映了女子教育由民间办学向官办民办并存之多样化的发展。1907年学部颁布的女学章程是促成其转变的动因,换言之,若非朝廷推行,女学发展是不可能的。

    由是可知,清廷在地方创办女学中的作用也不应被低估,虽然清廷这把大伞是湖南守旧派得势的必备条件,但大势所趋之下官方拒斥立场的最终妥协和对兴办女学的体制支持,也表现在近代前后的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国家政治体制的认可和支撑对于兴办女学并使之逐步走上合法发展道路的关键作用。进而言之,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社会之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景下,也就是在维持迄今的以官办教育为社会主导教育方式的情形下,国家或官方的教育体制的管理策略与变革方式,对于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的根本作用,依旧是我们思考和探究中国教育与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立足点,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特点还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女学[A].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M].上海: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44:43

[2] 谭嗣同.仁学[A].谭嗣同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1952:19

[3][4]刘泱泱.湖南通史[M](近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414

[5]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M].岳麓书社,1986:13-55

[6]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131

[7][8]抚院赵保护女学堂启示.《湖南官报》第347号,1903年

[9][10]警钟日报[J].1904年10月8日.

[11]中国留东女学生.顺天时报[J].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四日.

[12][15]《警钟日报》[J]. 1904年10月26日.

[13] 警钟日报[J].1904年10月26日.

[14]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M].第534卷.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第二辑下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652

[16] 秋瑾.女子世界第1期[N].1905年6月

[17] 东方杂志第10期[N].1906年.

[18]《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3册.商务印书版,第40页.

[19] 光绪三十三年分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第二辑下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0《教育杂志·记事》第3期.1911:26

[21]《民立报》[J].1911年4月5日.

此文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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