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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女教师角色定位中的迷思及影响因素
发布时间:2009-03-09 22:31:53  点击次数:1429次    [ 进入论坛]

 

摘  要:高校女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已超过40%,成为高教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然而,与男教师相比,其学术成就、社会声望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以致影响高教整体水平的发挥。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剖析女教师角色定位中的迷思,进而探究影响角色定位的或隐或显的因素,能为消除高教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提供参照。

关键词:高校女教师;角色定位;迷思;影响因素

    近年来,进入高校的女性呈加速上升趋势。1995年普通高校女教师13.24万人,占教师总数的33%;到2004达36.46万人,占教师总数的42.4%。仅花10年时间,女教师的比例上升近10个百分点,使高等教育的性别构成[①]大为改观。然而,透过数字背后深入考察发现,与男教师相比,女教师无论是职业成就、社会地位还是社会声望均处于明显劣势,主要原因是女教师中普遍存在角色定位的迷思,徘徊于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两难境地。一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对高校教师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使女教师的社会角色压力增大;另一方面,社会对女教师性别角色期待出现向传统回归的趋势,两者的尖锐矛盾钳制着其角色定位。加之与普通女性相比,高校女教师更注重独立人格的养成,理智上更认同社会角色,然而传统家庭角色的纠缠牵扯,必将加大取舍的难度,因满足一种角色可能直接违背另一种角色。可见,角色冲突源于两种不同行为规范的双重挤压,受制于社会性别制度[②]安排,因此,运用社会性别分析剖析女教师角色定位中的迷思[③],进而探究其影响因素,也许能为消除高教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提供参照。

   一、高校女教师在角色定位中的迷思

    2006年3月,笔者采取整体抽样方法对某地方院校的女教师进行问卷调查。该院专职女教师共277人(含在外进修和休假者),发出调查问卷250份,回收率为72%。被调查者中,39.5%来自中等城市,38.4%来自集镇和县城,21.2%来自农村;94.1%的女教师年龄处于23-49岁之间;拥有博士学位(在读博士除外)、硕士学位、本科学历的女教师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7%、34%、60%;教授、副教授、讲师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7%、22.2%、39.4%。数据至少说明:一是女教师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呈明显的金字塔形。与目前我国女教师整体状况基本吻合。据统计,2002年我国高校女教师占教授总数的16.6%,占副教授总数的35.3%。二是女教师人数比例同学历、职称比例成反比,尤其是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的男女性别比相差悬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通过对女教师的择偶观、事业家庭观、对性别分工模式的看法的调查发现,这一状况与女教师在角色定位中普遍存在迷思呈正相关。

    1、择偶观

    择偶观在某种程度上能折射出女性对未来角色的期待。在“您赞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吗”的回答中,女教师中不赞成的占59.1%,赞成的占36.3%;在“在选择配偶时,您希望他的学位或学历”

   选项中,相等和高于自己的有69.7%,不介意的占30.3%,低于自己的无1人。近年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声浪在社会乃至大学校园广为传播,影响波及高校女教师的婚恋观,故赞同该观点的超过3成,接受“男强女弱”择偶观的甚至接近7成,也就不足为怪了。作为接受了高等教育且拥有独立职业身份的女教师竟无异议地接纳这一传统的婚恋观,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男强女弱、男尊女卑观念的沿袭,社会文化的惰性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2、事业家庭观

    事业与家庭在女教师心目中孰重孰轻是角色定位最直接的体现。在“您赞成男人的成功在事业,女人的成功在家庭吗?”的问答中,赞成的占29.1%,不赞成的占59%;在“在家庭和事业发展之间,遇到矛盾和冲突时,您一般是如何选择”的回答中,两者兼顾占65.9%,以事业为重占8.5%。尽管女教师大多不赞成女人的成功在家庭,但一旦面临家庭与事业相冲突时,毅然选择事业者凤毛麟角,这无疑是女教师职业成就远低于男同事的原因之一。两者兼顾,两全其美,自然是最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个破灭了的神话[1]。事实上,无法兼顾的现实深刻地影响了女教师的职称期待。在对“您期望的最高职称?”的回答中,只有50.9%、36%女教师最高期望分别为教授和副教授,不高的职业期待自然难以产生较高的职称比。

    然而,在“您如何看待‘女强人’?”中,认为敬佩并学习的占30.6%,敬佩但不准备效仿的占46.2%,不喜欢这种称呼的占23.1%。数据说明,女教师对“女强人”称谓不反感。其结果看似吊诡,实际上是她们自身基于经验,认识到它不过是社会文化强加给偏离传统角色定位女性的歧视性称谓,反倒认为做“女强人”是一种选择、一种追求,是值得敬佩的,它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斗志,这恐怕与毛泽东时代“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的”口号深入人心的影响有关。

   3、对性别分工模式的看法

    在“您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合理吗?”中,持赞成和非常赞成的占56.2%;在“您认为做家务、照顾老人、丈夫和孩子是女性义不容辞的责任”中,持非常赞成、基本赞成的占63.4%。对“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的认同率之高却出乎意料。“男外女内”产生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与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相匹配,但处于转型期的现代社会,如果仍拘泥于此种观念,将给女性投身社会实践带来不利影响。因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高校女教师长期背负“双肩挑”的重负,不仅家庭与事业难以两全,其后果大多是精力匮乏、心理焦虑和体质下降。多项调查也发现,女教师的身心健康堪忧。在家务劳动尚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今天,如果单方面要求女性既承当好社会角色又充当好家庭角色(主外又主内),实际上是对女性权利的剥夺与不公。联合国早在1995年北京“世妇会”上提出“分一半家务给男性,分一半权利给女性”口号。该口号把家务与权利相提并论,揭示了家务劳动的价值与实质,使夫妻双方共同分担家务成为题中之义,应尽之责。换言之,男女两性对家庭都有责任,都有在社会上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

    由是观之,女教师大都把角色定位于家庭,无形中会抑制自我实现的渴求,进而降低职业期待。尽管这种角色定位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延续和继承,有一定合理性,但在目前高等教育大变革、对高校教师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的特定语境下,显然会影响高校师资建设,给高教质量带来不利影响,也会影响女教师作为宝贵人力资源的开发。

    二、传统性别角色观是影响女教师角色定位的隐性因素

    透过女教师在角色定位中的种种迷思,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如幽灵左右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社会学对传统性别角色有这样一种表述:男人传统意义上充当“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其“工具性行为”与工作、成就、统治相联系,须通过工作赚钱养家;女人传统意义上充当“表意性角色”(expressive role),其“表意性行为”与情绪、感情性的表达有关,须处理好家庭关系。这种以生理界定男女角色、把性别角色绝然对立的方式,成为性别偏见、双重评价标准萌生的催化剂。

    1、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别偏见

    人类的性别角色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文化的人工产物。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著作《三个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指出,两性角色的差别和主导/从属地位是由社会文化决定,而不是天然形成的。露丝·本尼迪格特在《文化模式》中也提出,不同的文化赋予了两性不同的含义,社会文化操纵着两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一种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强大的传播性和因袭性,直至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镌刻在人们的头脑深处,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男强女弱”性别定位作为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一种具有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这种文化一方面无限夸大男性的强大,乃至把男人建构成了“超人”,另一方面则无限弱化女性的脆弱,乃至把女人等同于“雌性”。法国学者西蒙·德·波伏娃指出,“雌性”这个词之所以是贬义的,并不是因为它突出了女人的动物性,而是因为它把她束缚在她的性别中[2]。比如,社会文化不断地鼓励着少女期望从某个迷人王子那里得到幸运与幸福,而不是鼓励她努力靠自己去赢得,尽管这种赢得是艰巨的、莫测的。女性主义认为,这种希望是一种邪恶,因为它把她的力量和利益分开,使其偏离自我发展轨道。女性一旦取得事业成就,“偏离”指定的性别角色,就会予以消极的社会回报(如“女强人”的称谓),使她们面临巨大的压力。

    由“男强女弱”性别定位衍生的“男外女内”性别分工模式在文化宰制下成为强有力的行为规范。它以各种“社会性回报”鼓励女性选择那些具有“女性气质”的行为,使妇女的行为具有结构性。社会宁愿接受一个放弃社会角色、纯家庭型的“贤妻良母”,也不愿接受一个事业上轰轰烈烈、家庭不美满的女性。因此,尽管社会向女性开放工厂、办公室和大学院系,但仍认为婚姻对于她是一种非常体面的职业,她可以因此不参加任何其他的集体生活,她对于职业的专注不必强烈,其结果注定了她只能留在低级的职业上,注定是劣等的[3]。这种视婚姻为女性首要职业的价值取向无形中会影响高校女教师的角色定位,使她们宁可充当好“主内”的角色,在完成家庭职责的基础上,再去追求社会目标,置家庭角色于社会角色之上。

    2、对女性的双重评价标准

    首先,传统性别角色观为两性营造了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形成对女性的双重评价标准。这种“双重标准”如空气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高校女教师既然走入社会,闯入传统男性的活动天地,难免要同男性一比高下,把事业上取得成就作为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最高体现。然而,社会并不因此改变固有的女性价值规范,反倒借用“女性气质”来阐释新问题。模范妇女被重新命名为“新贤妻良母”或“超级贤妻良母”,指代能够在社会、家庭、个人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的女性。这一命名暗示了社会对当代妇女双重角色的普遍性认同,使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遭遇“角色冲突”和“分裂人格”的困境成为必然[4]。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学术界,长盛不衰的“事业强者十贤妻良母”公式,是对知识女性双重评价标准的形象注释。双重评价的导向和趋动,必然使女教师超负荷运转,其精神很难不为反差太大的角色更迭而紧张。

    其次,传统性别角色观制约着男性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同。尽管现代文明冲垮了封建思想的堤坝,多数男性也拒绝承认“大男子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仍惯于把女性看作性的载体。虽然在事业合作、思想交流甚至友谊交往时,比较倾向接受具有现代风采、敢想敢干甚至有点“男性化”的新型女性,但具体到家庭生活,则要求妻子温柔贤淑、做十足的“贤内助”。女性面对男性自相矛盾的角色期待,往往进退维谷,因此而导致婚姻破裂的不乏其人,有些妇女甚至以独身来逃避这一窘境。

    最后,传统性别角色观部分消解了妇女对自身价值的认定。现代女性既然进入传统男性主宰的活动领域,必然要遵从基于男性的职业标准。换言之,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期待不会因性别而有所不同,都要求胜任本职工作,否则会遭市场淘汰。然而,美国霍夫曼的研究发现,受“男强女弱”观念的影响,部分女性“害怕成功”,原因是她们担心成功后带来的社会后果,比如担心因为成功之故而“显得不像女人”,难以找到合意的丈夫和维持美满婚姻,只好退而把角色定位于家庭角色的扮演上。这显然是女性对自我价值缺乏清醒认识乃至自我否定的表征,部分女教师亦受此影响,坦然地享受“替代成就感”[④],以致拉大与丈夫或男同事的距离,导致宏观意义上两性职业成就的差距。

    三、正式支持系统乏力是影响女教师角色定位的显性因素

    社会支持系统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由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和非正式支持系统组成。前者主要指政府部门、企业、市场组织、社区组织、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后者主要指家庭及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前者对女教师的角色定位具有决定性影响,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社会性别视角,造成了正式支持系统的乏力和不作为。

    1、政府决策层的性别盲视

    新中国成立之初,男女平等在宪法中被确立下来,妇女似乎在就业、财产、参政、教育等方面获得了谋求解放的现实基础和广阔空间。然而,成文的法律往往在现实生活中触礁。换言之,宣称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妇女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不平等(包括教育、劳务市场或家庭生活)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主要源于两性平等的表象是建立在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通过凸显阶级差别和阶级意识抹灭性别特征和性别差异[5]。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家务劳动被认为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家庭妇女被歌颂为“社会主义母亲”或“社会主义妻子”;另一方面,政府鼓励妇女通过参加生产性劳动而非生育性劳动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政府在动员妇女“走出家门”的同时,却没有采取同样的力度和规模动员男性“走进家庭”。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无形中使妇女由“主内”变成“主内又主外”,陷入双重角色的窘境中。

    政府决策层有意或无意的性别盲视难咎其责。诚如有学者所言,由于新中国政府的决策层没有自觉地从根本上去动摇父权文化的根基,最终导致了建立在家族文化制度上的“男尊女卑”这一两性关系的延续[6]。产生于自给自足封建经济制度下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并未因为广大妇女参加社会工作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尽管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几十年,男女平等甚至作为决策提出,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家庭中,在夫妻双方的观念和行为中,这一性别分工模式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适合女性发展的公正社会环境依旧阙如。这一现象的存在和延续,必然左右着作为社会成员的高校女教师的角色定位。

   2、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隐性歧视

    表面上,在高校只要女教师努力,就有机会施展才华。有人据此视高校为女性成才的“特区”。然而,高校毕竟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一方净土,只是性别歧视的存在形式更加隐蔽。

    其一,学科领域中的性别隔离。随着高校女教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学科分布呈现较为复杂的态势。较为常见的是“男理工、女人文”性别差异,难以觉察到的现象是学术强的文科专业,女教师的比例亦不高。总的来说,学科专业的职业声望越高,女性进入的机会越少。全世界的统计数字显示,担任幼教工作者的女性高达98%以上,而大学女教授的比例只有30%左右。可见,这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目前高教主要的学术规范或文化都是男性化的,体现着男性的视角和要求,加之他们几乎占据了高校决策和行政主管的所有重要位置,因此在高校科研领域就表现为男性一直占据绝对的特权地位,他们作为多数者群体总是无形的压制着占少数的妇女群体的参与;女性总会处于边际地位,处于“外圈”,难以跻身于以男性为中心的“内圈”,使女教师养成单纯教书就好的心态和较低的职业期待,把自己局限于教学领域[7]

    其二,高校女教师职业发展中的性别盲视。在“您觉得家人对你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程度”中,回答“非常理解,全力支持”的占47.1%,“比较理解,尽力支持”的占46%;在“您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一般找谁帮忙?”问题中,依次为同事、朋友、爱人、父母亲和领导;在“您觉得与同事关系融洽吗”中,回答很融洽和比较融洽占98.5%。在“您认为学校在关注女教师职业发展和推进社会性别公平方面采取过积极措施吗?”回答中,认为有一些的占55.5%,许多的占6.8%。数据统计说明,给女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持不是作为正式系统的高校,而是作为非正式系统的家人或同事。事实上,女教师在工作职责,研究资金,升职以及雇佣条件等方面均未享受到与男性同等的机会。

    其三,高校女教师职务晋升中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偏见。鉴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担任高校领导正职者大多为男性,他们惯于从自身性别出发对事对人做出评判或选择,往往偏好同性下属,对个性、能力超过男教师的女性抱有陈见。如在学校重大科研、教学安排上,女教师大多充当“配角”,独挡一面的机会少于男性。此外,还存在着对女教师整体的低评价,认为除了少数优秀者外,大部分女教师不如男教师。这些低评价既存在于社会中,也存在于高校中。

    四、调整高校女教师角色定位的可能途径

    1、高教系统创设性别公平环境势在必行

    调整女教师角色定位首先应从营造公平的性别环境着手。近年来部分高校在招聘教师时或隐或明地拒绝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甚至声称只接受男性,这是典型的性别歧视行为,也违背了劳动法。因此,借鉴台湾及西方国家经验,制定并落实相关法律,为女性的就业与发展提供支持。同时,还需要在不同学科中考虑性别因素和增加妇女比例少的各级、各学科的妇女人数,尤其要加强她们对决策的积极参与[8]。此外,应该把社会性别研究纳入学科研究领域,为女教师潜能发挥提供平台,并使她们在研究中获得身心成长。

   2、高校领导更新性别观念迫在眉睫

    高校领导应从我做起,更新观念,培植社会性别公平意识,不仅认识到女教师的重要性,且关注、发掘其潜能,以改善教师职务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其次,高校应主动为女教师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职称、职务晋升和参与学校事务等方面尽量做到公平,甚至向女教师实行一定程度的倾斜(西方称之为“反向歧视”)。再次,支持有关女教师群体的研究,唤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呼吁社会大众走出社会角色评估误区和社会负面舆论环境,以构建“减压”的社会支持系统,为其调整角色定位扫除障碍。

   3、女教师自身做出努力必不可少

    调查发现,部分高校女教师自我评价低,对自己的能力和成功的信念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传统性别角色模式规范自己,甚至认同“母可借子荣耀、妻可凭夫贵而荣”,把相夫教子视为人生最高追求。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角色势必会与家庭角色争夺时间和精力。但只要女教师调整角色定位,认定职业人身份,认识到有比相夫教子更广泛、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使命,进而确立更高的事业标杆,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意识,勇敢地肩负起高等教育的重任,就一定能在高教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注释:

[①]高等教育的性别构成,是指在高等教育中学生和工作的男女两性构成比例,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和教师的性别构成。本文特指教师的性别构成。

[②]社会性别制度,是指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见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4.

[③]迷思是指一些人人都这么说或这么想的事,大家都知道好像应该是这样,却没有人真正知道是不是这样或为什么是这样的事。如此以讹传讹,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人去追究其是非与真假。

[④]替代成就感,属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特指女性出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把自己的事业心和进取心转移到丈夫身上,希望通过丈夫的成功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认为“丈夫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参考文献:

[1]张李玺.一个神话的破灭:家庭与事业间的平衡[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4).

[2][3]西蒙·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Ⅰ)[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158.

[4][5]张晓红,梁建东.从“铁姑娘”到“新典范”--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变迁[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1).

[6]张李玺.角色期望的错位--婚姻冲突与两性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34.

[7]陈泳.高校科研领域女性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障碍分析[J/OL].http://mlb.fjut.edu.cn

[8]潘懋元.女子高等教育:文化变迁的寒暑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0).

附:本文已刊于《云梦学刊》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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