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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女学实践:以朱剑凡“毁家兴学”为例
发布时间:2010-10-26 21:50:53  点击次数:876次    [ 进入论坛]

 

                     湖南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女学实践:以朱剑凡“毁家兴学”为例

摘要:朱剑凡“毁家兴学”为近代教育史上罕见之举,不仅使女学在湖南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且使新式教育类型更完整、更多样,将其置于湖南乃至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整体脉络中,解读朱剑凡创办女学的外在原因与内在动力,能凸显女学实践的社会意义及学术价值,进而加深与拓展区域教育近代化研究。

关键词:毁家兴学;教育近代化;女学

             Women Schooling Practice and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Hunan Education Modernization——exemplified by Zhu Jianfan’s “destroying home for the sake of schooling development”

   Abstract: Zhu Jianfan’s action of “destroying home for the sake of schooling development”is rare in modern education history, which makes Women schooling root and then grow in Hunan, and the new-style education pattern more complete and diversified. Zhu’s advocation for women schooling is part of Hunan education, even part of the whole system of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 reasons and  inner motives when running school can highlight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scholar value of women schooling practice, widening the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destroying home for the sake of schooling developmen”; education modernization;women schooling

    教育近代化,既是一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自在的历史运动,也是一种明显地体现了社会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自为的历史运动[1]。然而,“如将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众的大国的近代化进行整体考察,的确很难看出其巨大变化,但如果分解为不同区域和不同层面审视,则变化还是相当可观的。”[2]易言之,只有通过一个个富有代表性的区域式研究,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教育近代化演进的轨迹及特征。伍春辉对湖南教育近代化的研究是对过往研究的突破[3],但也留下了遗憾:一是极具特色的女学实践仅被蜻蜓点水式一笔带过,二是对于教育家个体在办学实践中演出的一幕幕声情并茂的活剧缺乏微观考察与深层反思。劳伦斯·斯通的洞见或能弥补上述缺憾,他指出:“如果以探照灯的方式来详尽地记载一个单独事件,而此事件若能被小心地安置在其整体脉络中,并仔细地分析其文化意义的话,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我们了解整个社会体系以及一套价值系统。”[4]鉴于此,笔者聚焦朱剑凡“毁家兴学”之举,将其置于湖南乃至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整体脉络中,解读其背后的多重动因,以凸显女学实践的社会意义及学术价值,进而加深地域教育史研究

     一 朱剑凡之“毁家兴学”与周南草创史

    (一)朱剑凡之“毁家兴学”

    清廷为形势所迫,于20世纪初实行预备立宪,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有了些许松动,但由于封建传统过于深厚,当西方女权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女学禁令犹如一把大锁,强行隔断了闺门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侥幸的是,清廷没有明文禁止开设家塾,为女学实践留下罅隙。1905年5月,朱剑凡在长沙泰安里开办女学堂,为避朝廷之忌,取名“周氏家塾”(下文简称周南),“是时,湖南全省未有女学,又值前清慈禧太后严禁女学之时。……朱剑凡以革命精神与谭延闿、黄克强诸先生等酌定,开办师范,附以小学,以应社会师资之需。”[5]

    其时,私立学堂被排除在政府补贴之外,但朱不畏艰辛,不遗余力。开办伊始即捐出私家花园中的部分地产做校舍。后来,随着周南声名远播,湖北、江苏、浙江等省女生慕名前来求学,经费成为燃眉之急,而朱家经济大权为母亲姚氏把持,为家业计,她拒绝过多投入,朱只好四处借款,整日忧心忡忡。据朱伯深回忆:“我在孩提时代,曾多次亲见父亲跪在姚氏祖母膝前撒娇、啼哭,乞求给钱支付家塾经费。”[6]姚氏最终为儿子的执著与诚心打动,拿出不少经费,但仍跟不上学校发展的步伐。就在最困难之际,妻子魏湘若毅然将价值千金的陪嫁尽数献出,使周南渡过难关。姚氏去世后,朱掌握家中财权,开始大兴土木。1908年,将面积达440方丈的蜕园全部捐出,作为永久性校址,另将乡下田产卖出购地皮扩建校舍、添置桌椅、教学仪器和体育设施等。1912年7月,再将花园南部地基、房屋、捐契一并捐给学校[7]。据不完全统计,朱氏夫妇捐出的家产价值达11.17万两银元。

    朱氏夫妇“毁家兴学”之举,不仅在三湘传为美谈,在近代教育史上也极为罕见。对此,黄厘叔在题为“纪念朱剑凡”的校歌中予以礼赞:“纪念朱先生之公心,纪念朱先生之精神。清后禁女学,谕旨何森严,非有朱先生,安能有周南。毅然创办,不畏艰辛,独立支持,二十余年,自捐田庄租,千石有零,自捐房与地,十万余金。如此公心,湖南有几人?如此精神,湖南有几人?人心未死,安能忘先生,女权益张,安能忘先生?”[8]无怪乎徐特立感慨道:“他在满清时代,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叛变了清朝皇官的家庭。拒绝了国民党的官爵,抛弃了公子哥儿的地位,毁家兴学,创办私立周南女校,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9]张唯一在朱氏夫妇的墓志铭中写道:“树植女校,肇公之业;拥护革命,竞公之勤;全公业者,有夫人之懿德;成公志者,已期望于嗣哲。物化歇嘘,魂萦新国,公之精神其不灭。”[10]

   (二)办学宗旨及校训

    创办初始,周南组成由谭祖安任董事长,朱剑凡、胡元倓、周震鳞、黄兴、徐特立、周以栗等11人任董事的校董会,“朱先生与黄克强、谭延闿、胡子靖诸公商讨,认定革命以启迪民智为前提,以解放女禁为先导”[11],即:以“启迪民智,解放妇女”为教育宗旨,以“革命”为目标。简短的八个字将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囊括其中,尽管在办学实践中二者难免发生抵牾,但由于周南管理者的坚守与协调,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与《奏定女学堂章程》中所提出的“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宗旨相比,大异其趣[12]

    为贯彻办学宗旨,1906年由徐特立作词、黄厘叔谱曲共同创作校歌,歌词写道:“地处长沙,山环水重深深锁。女校修复,应推先进周南我。毁家兴学,蒙难开基,创出文明母。到如今,三湘七泽有蜚声,郁郁、欣欣、芬芬、馥馥如花朵。同学们:静心学业,静心学业。发放我历史之光荣,效忠祖国,效忠祖国,永获光荣果。”[13]校歌以抒情式笔触再现了在风气闭塞的长沙城创办女学之艰辛,通过推崇朱氏夫妇“毁家兴学”之举,号召学子静心学业,报效祖国,其思想内涵已超越当时的贤妻良母主义,使“兴女学”上升到民族国家的高度。

    校训是办学宗旨的具体落实。周南校训为自治心(节制整洁)、公共心(博爱仁恕)、进取心(勤勉耐劳),简称“三心”。“自治心”之养成是教育的着力点,朱认为“吾国贫弱,懒惰倚赖,是其大因。女子尤多骄惰不事事,本校力矫其弊,凡生徒力所能办者,均极端倡导之”,故积极支持成立学生自治会。周南自治会不仅是长沙私立学校中创办最早的社团之一,且成绩斐然。自治会干部由学生选举产生,可参加校务会议,与校长、教师共商校务,并参与班级、寝室及各类活动园地的管理。基于“女子既受教育,心理自异恒人,凡关服饰之事,当为社会模范”的认识,针对女生爱打扮的特点,学校专门制定“服饰条例”,对衣服、袜、鞋、髻、杂件均予以详细规定,旨在使学生养成崇尚节俭的习惯,成为“社会模范”。诚然,“服饰条例”会或多或少地束缚学生个性发展,但在当时将“女德”置于女学之首的社会氛围下,实系不得已而为之。“三心”培养模式用当下话语命名,可称“养成教育”。这种教育不仅使师生共同营造出“敬情将事,有严肃风,无浮嚣气,寓活波于秩序之中”的校园氛围,也使周南向社会输送的人才广受欢迎,“本校毕业生,薰染于诚朴之校风,出而任事,类皆明达勒退,受社会之欢迎”[14]

    (三)周南草创史:四更校名

    周南初创时,风气闭塞,入学者寥寥,朱走街串巷,奔走劝学,才求来十多个本族女孩。一些守旧士绅和市井浅薄之徒看不惯女孩上学,视“男女混杂”为大逆不道,说“男教员和女学生同坐一室面对面上课,是男女授受不‘清’哪!”为堵住口风,学校被迫实行“垂帘授课”:每个教室挂上帘子,男教员在帘内讲课,女生端坐帘外听课,学生只闻其声,不见其师,诚如李士元所言:“本校呱呱堕地开始授课时,仿古法学生隔帷听课之设置,其郑重如此者,避社会阻力也。”[15]通过师生积极配合,这一应对策略既堵住了守旧势力的口风,也为女生赢得较为自由的学习空间。据《东方杂志》报道:“湖南宁乡周君剑候(剑凡)前就省中私宅创办女塾一所。原设师范、小学两班,近因来学日众,增设师范预科一班,小学分初等、高等两级,新旧合三百人……其规模宏大、规矩严肃、学科完备,可为湘省女学之冠”[16]

    1907年清廷学部公布《女学堂章程》,承认女学的合法地位。藉此良机,朱将“周氏女塾”易名“周南女学堂”,由私塾上升为学堂。据1909年省府补助的新式私立学校名录显示,上轨道的私立学堂有16所,女校仅周南1所,得政府补助1200两,排名第四[17]。1910年7月,朱抓住女校师资紧缺之机,呈请清廷将学校更名为“周南女子师范学堂”,师范专修科改办4年制本科,附设小学、幼稚园为试验点,此为湖南女子师范之始。2年后,再次更名为“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省府每年补助4800银元,“学生云集,由百余人增至四百余人”[18]。1915年5月“省府以本校对于革命教育有功,除优予津贴外,奖给教育先河匾额”[19]。1916年,朱以“省立女学师资培养,已有专科,唯女子人材教育,尚付缺如”为由,呈请改办中学,“政府将师范改为中学,是为湖南女子中学之嚆矢,而小学亦仍照办”[20]。1917年12月,教育部根据部派督学考核结果,以周南“宗旨纯正、成绩斐然”授予“教明四行”匾额,至此,周南成为全国女中之翘楚。

    周南之草创史如《湖南教育志》所评析的,“(周南)创始于民国纪元前七年,时湖南全省未有女学。本校创办人朱剑凡……湖南之有好师范教育自此始,越二年始呈准湘省政府,正名为周南女子学堂……风气由是渐开,湘省各县以及桂鄂皖赣江浙等省女子,皆负笈来学,其学额由三十九名推广至三百八十人。”[21]亦即是说,经过12年的跨越式发展,周南已由半遮半掩的女子私塾一跃成为湘省唯一私立女子中学,学生人数由最初的39名上升到数百人,在省内及周边省份享有盛誉,成为莘莘学子向往之所。时人称“周南者女子教育之权兴也,女子教育之滥觞也”,“与明德同为革命策源地”[22],名不虚传!

    周南的跨越式发展,固然离不开朱的审时度势、勇于开拓等优良品质,也与周南校董会的办学宗旨分不开,尤为重要的是周南恰逢湖南教育近代化开启之时,后者为周南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故而,对朱剑凡“毁家兴学”背后的动因予以“深描”应为题中之义。

    二 朱剑凡“毁家兴学”之外在动因

    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为起点,中国教育近代化正式拉开序幕。然而,“湖南的情形极为特殊。该省的改变虽然晚于他省二十余年,其蜕变却极为突出,且教育为诸种蜕变之首。”[23]亦即是说,湖南近代化转型比其他省份晚,但以“蜕变”形式呈现,教育则为“蜕变之首”。显然,“蜕变”中的湖南成为朱剑凡“毁家兴学”的社会文化语境。

    (一)“毁家兴学”之土壤:新式教育的勃兴

    众所周知,湖南维新运动在保守派的阻挠下失败了,但这股澎湃的新潮开启了迈向教育近代化的闸门,“变法失败,新政虽告消灭,惟西式教育得以继续”[24],其中,新式教育行政机构充当了兴学热潮的引擎器。1902年6月,巡抚俞廉三设立学务处,湖南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开办。据统计,1907年湖南各类新学校700多所,其中普通中学堂39所,学生数万人;1908年共有中小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高等学堂1200多所,学生5万余人;到1909年,普通中学47所,居全国第二。

    但随之而来的是师资紧缺问题凸显,培养方式被迫走上多元化道路。一方面,巡抚以合法身份采取开办师范馆、分路办学或设立教育机构等方式。1903年俞廉三在长沙黄泥街开办师范馆,招收学员140人。第二年,赵尔巽抚湘,指令地方自设师范传习。另一方面,政府当局分批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902年派出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包括胡元倓、陈润霖、朱剑凡等12人,入日本弘文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考求教育方法,以备教员之用”[25]。1903年,选送第二批留日生24名,学习师范或理、法、工科。两批官费留学生大大提升了湖南的师资水平,尤其是首批留日生日后对教育近代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胡元倓、陈润霖、朱剑凡等不仅成为著名的教育实业家,且汇聚成名震一时的教育家群体,如有学者所言“湖南省的现代化,留学生有相当影响”[26]

    (二)“毁家兴学”之助力:教育救国思潮的流布

    湖南作为变法改良的政治试验点,在戊戌前集结了一批有为之士,他们同声相应,激荡风云,宣说平等为着意之事,在晚清新思潮流衍中扮演着弄潮儿角色。谭嗣同、唐才常发起“女子不缠足会”,皮锡瑞、皮嘉祜父子在南学会倡导平等说。甲午战败,使湘籍留日学生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才是民族危机的真正根源,加之目睹近邻日本教育兴国的鲜活事实,使他们体认到弥补落差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教育。于是,教育救国思潮广为流布,风行湖南及周边省份。

    在教育救国思潮激荡下,留日学生毅然以献身教育的方式,贡献其爱国热忱。胡元倓留日归来后,提出“不做官,不入党派,不怕困难”三不原则,以“磨学育人”为职志。陈润霖留日归来,“不愿为官,愿以兴办教育为己任”,多次谢绝谭延凯、鲁涤平等人邀其出任湖南、江苏、浙江教育厅厅长之请。朱剑凡留日时,曾参加留日学生组成的拒俄义勇军,失败后认同“富国强兵,教育生聚”思想,转而潜心教育研究,立志献身教育事业。诚如女儿朱仲芷所回忆的:“他一心想的是如何挽救国家,振兴中华。封建社会的荣华富贵和穷奢极侈的生活,对他来说不但毫无吸引力,反而促使他毅然背叛封建地主阶级,坚决走教育救国的道路”[27]。若果将近代湖南教育比作一艘搁浅的船,那么,教育救国的理想就是推动这艘船艰难行进的风帆。

    (三)“毁家兴学”之依托:湖南教育家群体相帮互带

    有研究者指出,近代湖南人才以群体现象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相互间的帮带、扶持、扶植及举荐,以致形成人才链。咸同年间出现的“中兴将相,十九湖湘”盛况,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曾国藩的提拔举荐。湘军如此,以胡元倓、陈润麟、朱剑凡为核心组成的民国教育家群体亦不例外。只不过在认同教育救国理想的前提下,在教育目标和形式上各有侧重。如胡元倓创办明德普通中学,陈润麟创办楚怡工业学校,周震麟、杨昌济志在个人卓越的教学实绩,而朱剑凡走的是一条惊世骇俗、被时人视为畏途的兴办女学之路。令人称奇的是,在各自创办学堂之初,他们就以帮带形式互相兼任教职、校董,利用各自在政界或学界的资源,为兄弟学校的发展群策群力。

    周南初创,师资紧缺,周震麟自愿教授地理,黄兴任教博物学,陈润霖执教教育学,周以栗执教国文课,徐特立任教国文、数学等课程。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徐特立。徐1906年受聘于周南时,多数人因“人言物议”,不敢前来任教,唯他力排众议,成为朱的得力助手。办学初,授课酬金发不出,只能勉强供应教师一日三餐,徐让妻子留在乡村养猪种菜,自食其力,自己不领薪金,独自住校。徐先后担任师范部教导主任、小学部主事等职,兼授国文、数学、地理、历史等课程。除授课外,陈润霖连续担任4届校董,直至逝世。胡元倓与朱为莫逆之交,互为校董,在学校大政方针、基础建设、师资等方面,互通有无,相互援助。民国初年,周南校舍紧张,急需扩建,胡元倓主动将原租用的房屋退还周南;1927年朱剑凡受马日事变牵连,被迫逃亡,周南面临被封,胡挺身而出,出任董事长,力挽汪澜,使周南弦歌再续。

    三 朱剑凡“毁家兴学”之内在动力

   (一)锐意进取的人生观

    如果说近代社会变迁为人才成长提供了客观条件和活动舞台,那么,湖湘文化重教兴学的民风传统,孕育了投身教育、矢志办学的近代教育家群体,使他们既能对传统教育予以批判与反思,又习得锐意进取的人生观。朱剑凡自小嗜书史,对王夫之、魏源、谭嗣同等前辈名贤的著作精心研读。先辈忧国忧民、励志兴革的精神在他心灵深处烙下深刻印记,使他对社会的腐败、政治的黑暗具备较强的批判能力。父亲去世后,周家子弟纵情声色,挥霍无度,唯独朱迥异其趣,一心向学,以图报国之志。1900年与魏湘若成婚不久,便与旧官宦家庭决裂,另开门户,和母亲、妻儿组成新的家庭,尔后东渡日本。

    朱的人生观从1919年6月在健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首场演讲中可窥一斑。他开首提出:“生死观就是人生的根本觉悟何?这根本觉悟是人生自身的问题。”接着,将国人的人生观归纳为“认人生极低”,“认人生无意志”,“无乐生的观念”,“不知个人是死生有灭,社会是永远不朽”四种,并称之为“变态的人生观”。他还指出,“无乐生的观念”将衍生四类人,女子是其中的第四类人,提请时人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忍受毫无意义的苦痛”的女子生活,“便知道我国女子还未曾列入人的阶级”。至于产生“变态的人生观”的原因,朱归之于孔庄的思想:“庄子是明知其为火坑想要跳出却是无从跳出,只好用冷水来凉凉自己的身体,实在烧起了也只好闭着眼睛付之自然。孔子明知其为大坑,不想跳出只想在火坑里就地打滚,不想自己本着灭火的能力结果把自己都弄取了烧坯。”[28]由他的演讲不难体认出,朱是借批判孔庄的生死观,警醒人们从“变态的人生观”中走出,代之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二)日本留学的催化

    19世纪晚期,受甲午战败刺激,湖南知识分子纷纷投身留日洪流。受其影响,朱顾不上享受已有一双儿女的天伦之乐,于1902年抛妻别子,浮槎东渡,前往日本求学。留日期间,朱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初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加之与黄兴、陈天华、姚宏业等志士交游,民主革命意识日趋明确。日俄战争爆发,朱毅然加入义勇军,果断地联络在日本留学的三舅魏肇文火速回国,试图策动时任两江总督的岳父魏光焘起兵反清,魏听后异常震惊,勒令二人即日重返日本,不再参与革命活动。朱对当权人物的幻想从此破灭,仍返日修完所有课程。

    在弘文师范学校,朱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湖南留学生,如周震麟、杨昌济、胡元倓、陈润霖、李士元等,这些师友不仅使朱的思想、性格日趋成熟,且日后成为互相帮带的精诚合作者。其中周震麟对朱的影响最大,他不断鼓励朱从事教育,启迪民智,积蓄力量,支持革命。朱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人生的意义,我这才逐渐洞见”,“思想自由,我这才享受其乐”,“我对孙中山、黄兴的政治主张很感兴趣,我觉得他们的眼光更远大,更现实”[29]。1904年学成归来,朱旋即被先行回国的周震麟聘请到创办不久的宁乡速成师范任教,担任生理、心理、教育、公民等课程教学,深受学生喜爱与尊敬。几个月的教学实践,使朱体会到教书育人的乐趣与价值,萌生了兴学办校的念头。

    (三)母亲人生遭际的刺激

    朱剑凡生母姚氏是周达武率湘军入川时在忠县掠得的农家贫女,后纳为伺妾。姚氏勤劳善良,通情达理,深得丈夫宠爱,但因身份卑微,为嫡氏所妒。周死后,姚氏常受到嫡氏的鞭挞和虐待,长期生活在屈辱与压抑中。朱虽身为豪门公子,但母亲忍辱负重、以泪洗面的生活,使他比同龄的孩子早熟,从锦衣玉食的表面透视出现实生活的悲凉本质。易言之,他从母亲身上看到封建等级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可以说,母亲的人生遭际在朱儿时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为创办女学埋下种子。朱在日记中写道:“剑凡由日本返国,念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遂辟舍之西隅,设学塾曰周氏家塾”[30]。长子朱伯深在回忆录亦写道:“先父痛心自己母亲姚氏的遭遇,这是他办女子学校动机之一。”[31]

    四 结语

    在晚清湖南新旧冲突异常激烈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开办女学既能开风气之先,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但朱以非凡气魄,冲破重重阻力,迎难而上,将湖南女学延续发展,推至极致,成为湖南新式教育群落中的佼佼者,朱本人也因首创之功作为近代女子教育之先驱载入史册,其社会意义无疑是非同寻常的。

    首先,朱以“毁家兴学”之举,不仅丰富了湖南教育近代化的内涵,也使教育类型多样化,尤其是使新式女子教育在湖南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其实,朱之所以创办女校而不是男校,是因为他发现新式教育的性别格局极不平衡,长沙城内有高等学堂16所,中等学堂7所,武备学堂2所,半日学堂24处,唯独女子学堂为零,因而另辟蹊径。后来,周南不仅在湖南私立中等教育中鹤立鸡群,且在民国为数众多的女子中学中遥遥领先;不仅为近代女子教育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教育观不啻一重击。

    其次,作为官派留日学生之一员,朱剑凡初步接触天赋人权、民主共和等思想,并研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但其胆识又远超于留日同仁。在构建新式教育体系中,唯他独具慧眼,敢为人先,创办女校,使女学适时地纳入新式教育体系,以实际行动兑现了教育救国的抱负,客观上撼动了有着数千年根基的社会性别制度,加速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陈学恂:《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3]伍春辉:《湖南教育近代化研究(1894-1929)》(博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

[4]劳伦斯·斯通:《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陈恒,耿相新:《新史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6页

[5][7][15]李士元:《本校略史》,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编印:《周南女校周年纪念特刊》,1939年5月1日

[6][14][21][29][30]毛捧南:《朱剑凡及其教育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第96页、第112页、第9页、第41页

[8]《朱剑凡》,《湖南教育志资料·湖南教育名人录》(手抄件),湖南教育厅史志办藏

[9]朱仲丽:《忆难忘——纪念爸爸朱剑凡》,毛捧南:《朱剑凡及其教育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10] [27]朱仲芷:《庆祝周南女校85周年校庆——缅怀创始人朱剑凡老人》,毛捧南:《朱剑凡及其教育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第15页

[11][22]李士元:《本校历略及复兴计划》,《周南女中(四十二周年纪念)》1947年5月

[12]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1905-1938)为个案的考察,《文史哲》2009年第6期

[13]武衡,谈天民,戴永增:《徐特立文存(第一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6]《东方杂志》1906年第10期。

[17]经济学会编:《湖南全省财政说明书》,第17-18页。

[18]李士元:《本校略史》,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周南女校周年纪念特刊》1939年5月1日

[19]《学校大事记/训导工作报告/教导概况(1935-1942)》,湖南省档案馆材料,59-7-6

[20]《周南女子中学》,湖南《大公报》1925年11月11日

[23][24]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73、187页

[25]《谕摺汇存》,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七日,俞廉三奏

[26][美]费正清:《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1页。

[28]朱剑凡:《我国人‘生的观念’与‘死的观念’之根本误谬》,湖南《大公报》1919年6月24-28日

[31]朱伯深:《我的父亲朱剑凡》,毛捧南:《朱剑凡及其教育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附言:本文已刊于《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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