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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高校女教师进取意识的因素探析
发布时间:2006-05-17 17:50:40  点击次数:1105次    [ 进入论坛]

万琼华

  (岳阳师范学院 政法系,湖南,岳阳 414006)

 

: 进取意识是促使个体发展的动力,它既受到主观因素——自我意识的影响,也受到客观因素——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本文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分析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高校女教师的进取意识及其职业成就,进而提出要营造一个有利于高校女教师发展的良好氛围。

关键词:进取意识 ;自我意识;社会性别分析

Abstract:  The initiative consciousness, influenced by the subjective factor----self consciousness, and by the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the society, the culture and the evironment.,is the impetus fo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y gender analytical method ,this article indicates how women teachers’ initiative consciousness and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are influenced by these factors. To sum up, it suggests creating a nice environment for women teachers to yield.

Key words : the initiative consciousness ; the self-consciousness ; the gender analysis menthod

所谓进取意识,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不断进取和创造的观念和行为的自觉认识[1]。对女性而言,进取意识是驱动其发展的“指南针”,是其自尊、自强的重要体现。高校女教师作为职业知识女性中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力量,她们中的许多人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男教师相比,女教师群体的职业成就差距仍很大。究其原因,正如祝平燕所指出的,“不少女教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妨碍着整个女教师群体水平的提高,起着消极影响的作用”[2]。因此,探讨影响高校女教师进取意识和职业成就的深层原因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影响高校女教师进取意识的主观因素:自我意识的相对薄弱

自我意识,就是作为主体的我对自身、自己与周围的人和环境的关系的认识。个体的自我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在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一个人只有清楚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价值,他才会去设计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是否具有进取意识,其自我意识的清晰度和强烈程度是关键。高校女教师的自我意识主要表现在自我概念、自我价值和自我理想三个层次。

一)高校女教师的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是个体形成的关于自己的比较稳定的看法,也就是对自己的知觉与认识[3]。它从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特点及表现的认识开始的,逐渐发展到个性特点的知觉与认识。一般而言,这种认识的准确性随年龄增长而提高,标准即为它是否与社会评价相符合。在婴幼儿期,男、女的自我概念是极为相似的,到青春期前后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进入青少年时期,女孩子开始接受与成功有关的矛盾信息,她们取得成就不再象以前那样得到表扬和鼓励,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温柔贤慧,成就和独立被看作是对立的,这就在女性自我概念的确立上产生了双重制约的矛盾心理。比如绝大多数女教师在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几年里,都有一股不亚于男性的追求自我发展的热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的建立,她们的进取心锐减,陷入“性别角色的冲突”之中。研究表明,高校女教师自我概念的内涵更偏向于传统女性的概念。即使是那些既有天赋又很喜欢从事学术研究的女教师也往往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足够的自信心,时常产生自卑感。她们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男性应比女性强”的传统观念,认为如果自己获得和男人同样或更高的成就时,就跨越了“自然”的界限。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些女教师会回避成功,压抑自己的成就表现[4]

二)高校女教师的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是指个人作为客体,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对个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即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对自我的肯定关系。追溯历史,在农业社会里,女性的价值更多地被定位于家庭之中,她们是通过在家庭内操持家务、养儿育女来表现自己的存在。“贤妻良母”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天然尺度,女性也把“夫荣子贵”作为自我价值的最高追求目标。但工业文明之后,女性开始被更多地要求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包括高校,人们对女性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开始倾向于以女性的社会成就来评判女性的价值地位。这就使职业女性面临一个“鱼与熊掌”的两难选择。工作岗位要求女性精通业务,献身社会;家庭要求女性善理家务,奉献家庭;从而导致“性别角色冲突”。樊秀娣对同济大学男女教师问卷调查中发现,有43.6%的女教师赞成“夫贵妇荣、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有60.2%的女教师表示“若配偶在事业发展上有更好的前途,会为他做出自己事业上的牺牲”,在“个人主要精力投入”一栏中,有17.9%的人在支持丈夫的工作和26%的人忙于家务和教育子女[5]。这些女教师表现出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把自己的全部希望与抱负寄托在丈夫的发展上,认为“丈夫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社会心理学把女性的这种意识叫做“替代成就感”。从中不难看出,高校女教师在事业上甘拜下风,她们的“替代成就感”应是造成高等教育中男女职业成就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高校女教师的自我理想

这是自我意识的最高阶段。追求双重角色的完整和谐是高校女教师的角色理想和价值理想,是完善自身和两性角色的价值体系的一种实践性探索。理想目标与现实探索之间存在着永远的矛盾和差距,它是一个通过努力不断接近的过程。高校女教师只有在双重角色冲突中,努力增强角色素质,力求角色的和谐发展,才可能逐渐从角色冲突中得到缓解,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实现女性自身的价值,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使女性对事业的追求得到社会和男性的理解和支持,完成女性人生的追求。然而,令人堪忧的是“成就低定位”的观念随着女教师年龄的降低比例在增加。这些青年女教师大都刚从大学毕业,其观念渗透着浓厚的校园气息,从女大学生的自我定位可见一斑。在天津两所大学的调查中,当问及对事业前途的追求时,只有9%的女大学生选择了“目标明确,不断追求”的回答,36%选择了“抱有希望,有所追求”,其余半数以上的女大学生则表示“无从入手或无所追求”[6]。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趋势:受教育是提高女性自强自立精神的比不可少的手段,但最后是受了高等教育的妇女未必就选择自强自立的道路”。[7]

二、影响高校女教师进取意识的客观因素:鼓励高校女教师进取意识的文化环境的相对缺乏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者发现男女不平等和成就差异的原因不在于生理性别(sex),而在于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是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证实的男性或女性;社会性别是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它是后天文化习俗影响的结果 [8]。正如文化人类学家米德所言,“文化总是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使一个新生儿按既定的文化形象(cultural image)成长”[89。性别角色社会化,是个人关于性别角色和其规范的学习过程,是贯穿人的一生的性别认同过程,也是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10]

(一)家庭和学校的影响

促使一个人性别角色社会化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父母的影响。由于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父母按社会要求去塑造其子女的行为。学者们分析了父母对孩子的社会化目标上的性别差异,表明父母对男孩的期望比对女孩的期望高,调查显示,86.2%期望男孩受高等教育,只有69.2%期望女孩受高等教育,即使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存在91.4%:80%的差距[11];另一项调查显示,有26%的女大学生经历了与家庭对她们所抱有的传统的角色期待的冲突。这种期望的差异影响着女性的进取意识和她们在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家庭中的地位。

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过程,它在每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及其个体性别社会化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不少研究发现,学校教育中的性别偏差阻碍了女生的自信心。1980年代中期,国外研究者利用3年时间对100多个班级进行过研究与观察,发现教师对男女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比如授课教师(男、女教师)都更多地叫男生回答问题并给予更多的鼓励,女生则受到忽视、得不到锻炼和展现能力的机会,从而产生“习得无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即缺乏恒心,极度失去信心);而且教师们对男、女学生的期望也不同,往往对于典型男性特质的学生在智力、独立性和思维的逻辑性方面期望较高,对于具有典型女性特质的学生则认为她们在以后的学习中可能遇到较大的困难[12]。总之,教师对男女学生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期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影响着男女学生性别角色的形成与发展。显然,高校女教师的成长也是在家庭、学校这一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完成的,并在她们的观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进而影响了她们的进取意识。

(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近代以来,两性关系的变革、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口号的提出和实行,带来了女性意识的空前觉醒。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国际妇女运动汇成新的、强大的妇女解放的激流,推动着人类进步。然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自开始就不是一种独立的运动,从而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它淡化了男性批判,二是淡化了女性的自我反思。

使男性批判趋于淡化的原因在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非独立性使男性成为运动的主体、女性解放的倡导者和实际上的领导人。因此,作为革命参与者的女性不是用质疑的眼光去注视男性,而是盲目相信男性的一切,以男性的尺度来衡量自身的存在和解放,这正是“男人能办到的,我们女人也能办到”这一口号能为广大女性所接受,并被奉为“女性解放宣言”的心理基础。“‘女国民’的妇女群体意识在社会的总认知下被极大强化,成为铁律,所有的妇女活动均汇入巨大的国家政治潮流,在这样的融汇中,中国妇女运动过分地强调了她的无性的社会现实价值,也在不知不觉中冷淡或失落许多关于自身生命本体的命题”。[13]然而,女性解放运动却离不开男性批判,因为它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社会革命也淹没了女性的自我反思。因为“我们的妇女运动是超越女性生命本体走向的,‘女国民’的妇女观已经将妇女意识一点点消融在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阶级意识和社会政治之中了”[14]。女性自我反思的埋没,给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缺憾,即没有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使她们未能较彻底地克服女性的自卑感、依附心理和弱者心理。被誉为中国妇女学科奠基人、大连大学的李小江教授曾谈到自己与妇女的认同,“在过去很长岁月里,什么事都乐意想,就是不愿想‘妇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而身为女人,我们畏惧的恰恰就是‘女人’。‘女人’像是一个历史的陷阱,一个旧时代的符号,‘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中,没有谁愿意再回过头去寻找‘女人’,仿佛自找‘下贱’,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曾经有过‘假小子’经验的知识女性来说,与‘妇女’认同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比脱胎换骨还要痛苦——我因此也把它看作我个人经验中的‘困难之事’。”[56她接着说:“我的认同女人,使我自己最先受惠: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解放和轻松。这个社会赐给我们一个‘男女平等’,却让我们丢失了自己,因此活得好累”[6]

(三)近代中国教育运动的影响

  与西方妇女以非常自信的态度积极寻求并参与高等教育不同,中国妇女进入高等教育的渠道往往是与激进式革命团体相联系——19世纪40、50年代太平天国的女学,60年代外国传教士兴办的女学,19世纪末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主张的中国妇女教育事业以及20世纪初的官办女学,北京女子师范学院于1919年升格为大学,至1920年主要的官办大学都向妇女打开了大门……1928年以后,随着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建立,由进步的男性学者和政治家引发的对妇女解放的热情面临着一种新的压力,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被迫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理由是国民政府的现代化任务是至关重要的,妇女应该先放弃自己的斗争,转而支持更紧迫的国家的斗争任务。“这次合并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实行了大学区制的缘故(当时几乎所有的北京高校都强烈反对这个计划),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开始逐步改变对妇女运动的政策,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支持了”。[118 在1933年至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中,由于儒家规范的复兴,“妇女的利益和关注要服从紧迫的国家政治任务”成为合法并为社会广泛接受。可以说,她们刚刚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接下来的国家政治任务又将她们限制在新的框架中,没有丝毫余地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因此,“中国妇女参与高等教育是以更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知识形式和社会思想紧密联系,但很少作为个体或被认可的群体来发起她们的斗争,亦即妇女参与高等教育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发的行动”[18]

 

参考文献:

[1]祖嘉合:“ 试论女性的主体意识”,《妇女研究论丛》1999/2

[2][4]祝平燕:“ 市场经济下知识妇女的成就与超越——湖北高校知识女性发展的困惑及其对策探悉”,《社会主义研究》1997/3

[3]魏国英主编:《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12月版,第31页

[5]樊秀娣 :“ 高校女教师的婚姻、家庭和事业观”,《人才开发》2000/7

[6]郑新蓉 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与妇女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89页

[7]何清涟 :《我们仍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26页

[8]谭兢常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5年8月版

[9]玛格丽特·米德著:《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306页

[10]伊恩·罗伯逊著:《社会学》(上),商务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页

[11]颜烨 :“我国女性人口的社会成就分析”,〈妇女研究〉(人大复印)2002/2

[12]张海燕:“ 女性自信心研究概述”,〈社会心理研究〉1999/3

[13][14]王绯著:《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页

[15][16]李小江:《身临“奇”境——性别、学问、人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0日版,第21页

[17][19](加)露丝·海霍 :“关于中国参与高等教育的思考”,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3,

[18](加)许美德著 许洁英译:《中国大学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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