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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职业教育观的转向及其动因
发布时间:2011-07-11 10:34:23  点击次数:855次    [ 进入论坛]

刊载于《天津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职业教育观的转向及其动因

                    ——以《教育与职业》杂志为中心

摘 要:解读《教育与职业》杂志上的相关文本发现,1920年代知识界人士聚焦于女子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实施方法及特殊困难等方面,但至1930年代前后他们的女子职业观出现大的逆转,女子职业教育随之窄化为单一的家事教育。将这种转向置于当时的特定历史语境下能窥探出现象背后的多重动因,如“母性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妇女运动的“变异”、知识精英性别观念的渐趋保守与偏狭。

关键词:女子职业教育观;《教育与职业》杂志;转向;动因

 

      The Change of Women Vocation Education Ideas and Its Causes behind it during1920s and 1930s——Centered on the Magazine“Education and Vocation”

Abstract: From relativ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magazine “Education and Vocation”, we can see it is essential for people in the circle of intellectuals to focus on women vocation education. We also know some other aspects such as the ways of women vocation education and its difficulties in practice. However, there is a huge reverse about vocational ideas before and behind 1930s, changing the women vocation education to housework education. Investigating the inner track of this change during this period can help us find multiple reasons behind it:the “maternity” put forward as educational policy, the“variation”of women movement and some intellectual elites’reservations and prejudices towards sexual notion.

Key words: women vocation eucation idea; “education and vocation”magazine;change; reason

 

    20世纪初,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相伴而行的是西方人权理论和女权学说的传入, “废缠足”、“兴女学”随之作为“强国保种”的手段而提出,甚至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符码[1];加之传教士创办的女子职业学校为国人提供最初摹本,终于催生出“女子职业教育”这一女学新类型[①]。女子职业教育,作为连接女子教育与女子职业的纽带,其诞生不仅使教育不再充当闺阁女子的装饰物,反成为引领女性掌握谋生技能、自立于社会的必经阶梯,使女性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可能,本应成为妇女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遗憾的是直至近年才零星出现有关民初女子职业教育的研究成果[②]。有的研究侧重考察女子职教的兴起、发展及特点,有的聚焦个别教育家的女子职教思想,有的展开个案考察,这些成果无疑弥补了过往研究之不足,但由于倚重的史料不具典型性、代表性(如近代创办最早、影响最巨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专刊——《教育与职业》杂志[③]竟未进入研究者视野),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经笔者爬梳与整理,发现该刊于1921-1936年间发表女子职业教育类专文50余篇(含4个专号[④]),本文建基于此,以精细解读文本的方式力图勾勒此期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轨迹与历史脉络,进而发掘隐藏其后的多重动因。

    一、知识界对于女子职业教育的主要关注点

    早在1921年11月,《教育与职业》杂志将先期对北京、奉天、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10所女子职业学校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予以公布[2]。不仅使女职校之间加强了联系,也使社会增进了对女职校的了解,尤其重要的是激起了知识界人士对女子职业教育的热切关注与深入思考。概括起来,他们的关注点大致有三。

   (一)女子职业教育的必要性

   对于女子为何需要接受职业教育,来自不同社团的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

李仁、邢知寒、邹韬奋等着重论述女子接受教育后将对社会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李仁直截了当地指出:“女子有了职业,直接可以自谋生活,间接少了分利的人,岂不是事半功倍吗?”[3]邢知寒指出:“全国妇女十之八九没有职业,已成为中国贫弱的最大原因……若说治本,仍须从‘职业教育’方面去努力扩充改良”,“妇女职业问题,在职业教育和妇女运动之中,实在是最重要的一部分”[4]。1926年8月,邹韬奋以“思退”为笔名撰文,指出女子职业教育有直接与间接的双重效应:“直接可改进女子生活,间接还有几种好结果:一是生活程度日高,男子对于家庭经济之担负,常有筋疲力尽的苦况,女子若能于余暇从事相当的家庭工艺或家庭园艺,于家庭经济方面不无小补;二是一国之富庶与其国民生产力很有密切的关系。吾国女子之数姑认与男子相等,则以半数之女子增加多少生产力,于全国总量所加可惊,所以这件事不但关系个人,于国家社会都很有关系。”[5]尽管上述学者从男性本位出发,将国家积弱的原因归于妇女无职业,未免有失偏颇,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已然认识到女子职业教育对于女子和国家的意义。

    中华职教社创始人黄炎培则从男女平权角度阐述了女子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他指出,“(女子)解放必先自立,必先能治生”,职教能从根本上培养妇女“独立治生之道”,帮助她们实现经济上的真正独立,因经济独立是男女平权的必要条件和家庭稳固、幸福的基础,也是“谋国家生存,世界幸福”的基础,故宣称“女子职业教育,吾所绝对主张者也”[6]。茅云鹤持论相似:“我所说的女子职业教育,一方要使女子得到生活上的独立,一方要谋到社会上女权的进展,合政纲规定的旨趣……”[7]简言之,生活独立与女权发展为女子职业教育目的之所在。

   在知识界人士鼓吹下,1929年召开的杭州年会达成如下共识:“欲使男女立于平等地位,应使男女有同等之职业,尤应使男女受同等之教育,凡男子所能之职业,女子无一不优为之,此固教育界所公认。”[8] 第二年的女子职业教育讨论会,围绕“女子如何要受职业教育”、“是否对女子应特别注重职业教育”、“是否男女同校”等议题展开探讨,再次确认其必要性:一是“认职业为服务,则女子亦应为社会服务,即亦应有职业,亦应受职业教育”;二是“从妇女运动上说来,要求解放,要求经济独立,不能不受职业教育”;三是“要打破安坐而食的习惯而为直接或间接生产的女子,应该受职业教育” [9]。在当时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条件下,知识界人士对女子接受职业教育必要性的强调有助于时人接受女子由闺阁走向社会的新现象。

(二)女子职业教育的具体运作

既已认可开办女子职业教育的必要性,那么,有关科类设置、教学方法、实施条件等运作层面的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

设置哪些科类,既适合女性特点,又能切合时代需要,这是实施女子职业教育的首要难题。上世纪20年代,女职校的数量有所增加,但科目设置范围较狭窄,大多集中于刺绣、缝纫、卫生等科目,诚如杨鄂联所言:“十校之中仿佛有九校是刺绣、缝纫,间或有育蚕、花边等科”,进而提议:“一是要有大规模的女子职业学校做全国的中心,设科要完备,研究要充分,方法要新颖,推广要迅速;二是要有合地方情形和社会需要的特种女子职业学校……三是设科的范围要广,如家事科、交通科、新闻科、商业科、学校管理科、看护科、行政统计科等,以上诸科,现在似乎不需要,但有许多社会的需要,先造成空气的,等到社会需要的时期,没有供给,岂不错过机会吗?”[10]针对妇女与家庭之密切关系,邹韬奋主张将家庭园艺纳入科类范围,使妇女能兼顾家庭与职业 [11]。1929年杭州年会也不失时机地提出设科的两原则,一是“办理女子职业教育者,更应顺应社会之趋向,与当地之需要,作设科之标准,而后所造就之女子人才,可以事尽得人,人尽其性”,二是“应就女子特性所近,与目下社会所需要之职业学科,如簿记、会计、统计、文书、图书馆、幼稚教育、看护、医药等科酌量地方情形,次第设立,以造就适切本地需用之女子人才” [12]

为应对失业严重的现实困难,邢知寒提出建议,即“全国已嫁的妇女们,去跟她的丈夫做学生或徒弟,实习同样的职业,未嫁的青年女子,去学习准备嫁与何种人的职业。”其好处有二:一是经济,因“用家庭来做妇女职业教育的学校,利用她们的丈夫来做教师,利用几多的田野、工场、商店,来做实习试验场”,不必花费额外的开支;二是有利于夫妻和睦、家庭幸福[13]。这种“招术”未免过于理想化,但从侧面反映了知识界人士的务实与认真。

(三)女子职业教育中的特殊困难

在探寻女子职业教育的实施途径过程中,知识界人士深刻地体认到,与男子职业教育相比,女子职业教育面临“特殊”困难。

第一大困难:家庭与职业如何兼顾。李仁早在1921年就将家庭与职业的冲突列为女子职业教育的两大困难之一,他说:“中国是素来盛行家族制的,婚嫁的时期,是一个绝大关头;正在求学的女子,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半途中止;或是已有职业的,因了家庭牵累,就此牺牲的;这要说是由于环境的不良,一时简直无从救济”[14]。简言之,宗法家族制是女子职业教育的首要障碍。邹韬奋也直截了当地指出面临的困难,即“男子可以不管家务而聚其全力于职业,女子则势不能抛弃家务而专做职业”,“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看见女子能兼顾这两方面而能持久的,实在很少很少……”[15]这一困难根源在于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针对这一两难,邹主张将家庭工艺/园艺作为女子职业教育的重要科类,“这样一来,家事余暇可得利用,而又不必抛弃家务,或奔疲于家务及家庭外之事业[16]。 

第二大困难:女子职业范围过于狭窄。由于传统性别分工的普遍存在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女子职业种类极少,大都集中在蚕桑、美工、裁缝、编制、做花等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科类,结果造成女生毕业后的择业范围极其狭窄。李仁感慨道:“欧美的女子,他的职业范围很广,除教师外,如律师、画师、医生、邮电职司、银行司帐等等,女子占多数。我们中国是一时做不到的”,故而他称“无适当的职业”为推广女子职业教育的又一大困难[17]。为此,知识界人士纷纷支招。杨鄂联在体认到“吾们以前所办的女子职业教育,实在太狭窄而单调了。所有的女子职业学校,十之八九为刺绣缝纫……”的基础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开设家事、农业、商业及事务、工业等适合女性的新职业,二是将新职业分为专门与特殊二类,前者包括律师、药剂师、传道师、音乐家、眼镜检定师、画家、新闻记者、雕塑家、教育者、译者和产婆等11种,后者包括管理炊事、手足病医、官厅雇员、交通机关经营、结发师、美术师、按摩师、旅行引导、社会事业和旅馆饭店经营等10种[18]。茅云鹤也呼吁女子职业教育应涵括培养保姆、女医生、家政实习、讲习蚕桑以及习手织、机织、缫丝、色染等方面的人才[19]

 

二、女子职业教育向家事教育转向的历史轨迹

如上所述,知识界人士眼中的女子职业教育科类是相当宽泛的,但细读文本会发现,在拓宽科类的呼声中不时冒出家事科、家事教育等话语,且呈逐渐强化之势,最终在1936年汇成一股强大的声浪,几乎将其他专业科类淹没。

(一)有关“家事是不是一种职业”的讨论

“家事科”最早出现在1922年的“家事科专号”,该专号刊登了3篇文章,意在引起时人的关注及探讨。

俞子夷率先抛出“家事是不是一种职业?”、“家事是不是要在职业学校里教吗?”的问题,继而答道:“家事是一种事业,不是主妇自己个人的游戏或娱乐,是和人类生活上有直接间接的影响和关系,又须受相当的训练才能执行的,所以当算他是一种职业”,并强调“家事不但是一种职业,并且是女人最重大的一种职业”,“家事既是一种职业,那末一定有相当的技术和学理的。”亦即是,家事理应实施专门教育与训练,并以食物为例予以论证 [20]。章绳以则援引欧美国家的成功范例论证家事作为职业的必要性,“(欧美)尤以家事为重大目的,视家事为职业之一种,与农、工、商三科相并列” [21]。杨鄂联从批评女性忽视家事入手,“不过在一知半解的女子,往往有误解社会服务四个字的意义,把女子向来注重的家庭事业抛弃不问”,导致“有许多学校本来有家事科的,因此而停顿不进行”,继而提出“吾人所要求者,为将来能支配家政,改进社会之女子,不仅是量米造饭的管家婆。”[22]在此,他将家事与传统的“管家婆”划清界限,但两者的区别究竟何在,却语焉不详。

黄炎培显然认同上述人士的观点,在给上海妇女节制会的回函中,他首先批驳了女界视家事科为旧礼教的观点,继而提出“此后惟一解救之方,殆惟有提倡家事教育。使之了解家庭之真义,鼓吹其兴趣而示之途径”,“此后我人对于古昔所持之妇女治家主义,义当保存。而于其所用治家方法与工具,亦势当改进。分其馀力以服务社会。则理得而心亦安。”[23]从回函中可看出,即使像黄炎培这样的开明人士,仍未能摆脱传统的“妇女治家主义”之掣肘,将妇女与家庭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二)有关家事科课程的设置原则及内容的讨论

为使家事教育取得实效,杨鄂联提出家事课程“应学生需要,注重艺术,能与他学科联络以及发展个人技术和思想”三项原则,认为课程纲要应由家庭经济、家庭设备、家庭教育、家庭食事、家庭衣服和家庭卫生六部分组成 [24]。俞子夷指出,在设置家事科时必须兼顾学生年龄、家庭境遇、地方状况等因素,做到有的放矢,并开列家事科必备的食品、衣服、收拾房屋、洗濯、保育、会计、家具、看护、交际和社交、庭园和园艺,共计十项内容,将前五项认定为主要者,后五项认定为次要者,每项分甲、乙、丙三等次[25]

章绳以结合自身的性别经验提出十条建议:一是改良教授法,“凡家事科之教授,当注重实用,不可存具文之观念,使学者深明家事为应尽之天职,亦为救国之第一阶级,不可抛荒而轻视之”;二是说明分业之必要;三是选聘家事科教员,“教师自身对于家事各分科中,如烹饪、缝纫、看护、育儿、栽花、种树等事,须有充分之知识,不可但凭口述,须多作示范教授,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四是改良教材,“宜就日常生活中,应知应行之事,选择用之,不可偏于形式;况且家事状况,我国二十二行省中,不能尽同,须酌量地方情形,精选教材”;五是增加教授时间;六是须多请富于家事经验者来校演讲;七是须注重实地练习;八是常开母姊谈话会;九是多参观良好家庭;十是校内最好能设模范家庭[26]

杨、俞、章三人从各自立场出发对家事课程设置的原则与内容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并提出个性化的主张,为家事教育的合法化提供了直接参照。

   (三)女子职业教育被家事教育取而代之

    1924年10月的《教育与职业》杂志续接家事教育的讨论。《家事教育改革刍议》一文可视为标志性文本,作者钟道赞提出“中央定一大纲,伸缩之权,操诸地方”,“课程内容、教育层次应因地方情形、年级不同有所区别实施”等主张,意在使“家庭同学校、家庭、工厂三方面协作”[27]。同期还刊登了《部令女子中学实施家事实习案》。该案先批评女子中学校对家事科的忽视,“教育部以女子为操持家事之主,各女子中学校,对于家事一科,不甚注意,以致学生毕业后,于家庭生活,不无隔阂之处”,继而发布训令,“特训令女子中学校,自本年秋季始业,加设家事科,实行练习,并抄发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所拟实习家事案,俾资参考。”[28]部令实习案的出台不可小觑。众所周知,女子中学的设立得力于“五四”时期男女教育平等运动的倡导与推动,旨在使女子获得与男子接受同等高等教育的机会,故人文、数理基础知识的传授是教育的核心所在,而一旦将家事科纳入课程体系,不仅对女子中学教育宗旨形成冲击,也会误导地方教育部门和女校管理者,使女学有可能重陷贤妻良母主义泥沼。

    不出所料,1926年4月山东教育厅出台的“三项整顿教育计划”,将家事教育列为其中一项,提出“整顿女学,应注重家事实习,办法计分三项。一是高级女生不能造作平常衣服及鞋帽及饭菜者,不准毕业;二是初级生不能裁制普通被服及便饭者不准毕业;三是师范生不熟习家庭卫生,簿记,训子法,缝纫,烹饪等项计划者,不准毕业。”该计划还制定高中、初中及师范生在家事实习中应达致的水准,否则不予毕业[29]。翌年2月,江苏嘉定教育局局长潘昌豫在新创办的嘉定县立女子职业学校中亦分设家事本科与家事别科 [30]

    随着社会各界对家事科的呼声日渐强大,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30年5月召开会议,围绕女子适宜或不适宜的职业展开论辩。有与会者指出:“欧战以后,公认男女能力相等。男子从事之事,女子无不优为之。故女子于职业,在性情上,脑力上,亦无特别不相宜之处。惟体格上,略有不同之点”,“因生理关系,于劳力过多之职业较不相宜。”简言之,除体力上有特殊要求的职业外,男子能从事的职业女子亦然。但吊诡的是,会议最终却得出如下结论:“处理家政,为女子职业之一种。故女子嫁后,可以不必另谋职业。只须善理家政,不但减少耗费,亦为间接生产;而利用余暇,为社会服务,且可直接生产。”[31]亦即是说,女子“出嫁”后唯一的职业就是家政。这次会议成为职业教育向家事教育的转折点,尔后,《教育与职业》杂志(1932-1936)发表女职类文章22篇,除2篇标题无“家事教育”字眼外,其余各篇均以家事教育为论述中心,其中的“家事教育专号”(1936年1月)竟有10篇之多。

 

    三、女子职业教育窄化为家事教育的多重动因

    令我们费解的是,为何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知识界人士的女子职业教育观由众声喧哗的“交响乐”变成一种声音的“独奏”?背后的动因究竟何在?

  (一)“母性主义”教育方针为家事教育“保驾护航”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提出“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实为救国保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32]“母性”二字首次出现在政党的宣言中,“母性主义”随之衍生。其实,“母性主义”只不过是贤妻良母的代名词,但比后者外延更广,不仅服务于家庭,还涵括社会和民族国家。4月,全国教育会议要求女子中等教育“应以培养女子特殊的社会职分,而适应其特殊的需要。”[33]这里的“特殊的社会职分”显然指代“母性主义”。5月公布的《中等女子教育应有特殊设施案》予以确认:“关于女子教育之要旨,谓‘女子教育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实为救国保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此一要义,实为今后建设女子教育必不可易之方针。”[34]经由历次会议的重申,“母性主义”作为女子教育宗旨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对家事教育发挥着“保驾护航”之效力。其结果是女子中等教育成为女子家政能力养成的重要场所,即便是男女合校的初级中学,除开设公民、体育及童子军、国文、英语、算学、自然、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等科外,还为女生专门开设缝纫、园艺、家事、卫生等课程。至1930年代中后期,家事教育几乎主宰了整个女子中等教育。

    由上可知,家事教育盛极一时既是南京政府推行“母性主义”教育宗旨的直接映现,也折射了女子教育宗旨由“新女性”向“贤妻良母”的倒退。从更深层次看,是强大的民族主义话语掩盖了女权主义话语,使五四以来在男女平等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部分丧失。

   (二)妇女运动的变异为家事教育铺设温床

    经历“五四”激进浪潮洗礼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潜隐在更为宏大与迫切的社会革命思潮之下,新女性自身的反抗姿态也由决绝到和缓甚至退却,“五四”强调的男女绝对平等观念开始被“母性”的角色规范强化甚至取代。正如杜君慧1936年在《妇女问题讲话》中所言:“北伐运动以后,我们的女权主义者们差不多全部都烟消云散了!有的去当官太太,有的去当职业妇女,自然还有一部分得意的女权主义者,在谈谈妇女的事情,组织妇女团体,但是她们都已经取消了妇女运动。……我国的妇女运动,于是乎没落了!”“革命的女权运动遂变成妥协的改良主义的女权运动。拥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主张在现存秩序之下,应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获得妇女的解放。于是乎她们提倡妇女的知能的修养,开妇女学校,办温和的妇女杂志,特别注重妇女的家事教育及其他职业教育。”[35]恰在此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列强趁机强化对华侵略政策,于是,“同封建势力媾和的殖民地买办者群,想借希特勒主义的民族运动,来麻醉并镇压革命青年,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遂产生以‘民族复兴’为幌子的复古主义的妇女运动”,他们以“娜拉”回家为口号,主张妇女回到家庭做贤妻良母,视之为妇女的“天职”[36]。其言论实质上隐含了为民族繁荣计,理应牺牲妇女社会权利的预设。

    女权运动由“革命的”蜕变为“妥协的”,无疑为保守势力兜售家事教育留下空间。吴兆洪指出:“把贤妻良母教育看作是一种不平等的教育,是一种浅薄而显著的误解。女子在家庭里工作,与男子在社会上工作,是各就其不同的天赋的体力脑力,对于人类社会作一个适当的贡献。……这是一种内外的分工”[37]。志敏称贤妻良母教育是“女子生活的终极态度,也就是女子教育唯一的目标”[38]。李赋京鼓吹“女子生育,就是社会的母性,养育孩子,就是为社会服务尽责任,其他的都是次要的。”[39]《中央日报》在1935年的“三八社论”中疾呼:“中国社会之单位,实为家庭。家庭之组织是否健全以及子女之教育是否良善,关系社会者至巨。在现在中国之经济阶段,男子因须外出谋食,在家之时甚少,故一切责任,均被于妇女之双肩。”[40] 保守势力表面上为“贤妻良母”正名,实质上是在为家事教育开辟舆论通道。他们与国民政府形成的合谋,不仅使家政科成为女子中学的基本科目,有的女校甚至以贤妻良母为唯一宗旨。上海某女中校长公开宣称:“我的学校是要造成贤妻良母的,不愿做贤妻良母的,不要进我这个学校来,既进了这个学校,就非学做贤妻良母不可。” [41]由是可知,妇女运动的沉寂是家事教育大行其道的温床。

   (三)知识界人士性别观念的渐趋保守与偏狭

    上世纪20、30年代,民族运动开始了“方向转换”,新兴资产阶级“放弃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的使命,反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相妥协,而想在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民族运动中求出路”[42]。集结于《教育与职业》杂志的知识界人士大都为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一转折时期,他们将兴奋点从女界革命转向社会政治革命,其女子职教观烙下了改良主义的印记,加之自身性别陈规观念泛起,呈现出保守与偏狭的取向。从《教育与职业》杂志专号的细微变化可窥一斑。

1921年的“女子职业教育号”刊发《女生职业趋向的调查》一文,其关注点是女生择业趋向。1922年的“女子家事教育号”尽管向国人推介美国、菲律宾等国的家事教育,但着眼点仍在广义的女子职业教育。1930年中华职教社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将家事科列入11个议题中,预示着女子职教的转向,至1936年将其提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予以大力推行。章绳以在“家事教育号”(1936)连发5篇长文,对家事教育的历史、功用、实施及意义等面相展开充分的论述,断言:“(家事教育)实负有保养国民,教育国民,谋复兴民族之重大使命,其关系之重大,胜过社会上之一切事业。吾以为谋中华民族强盛,中华民国,非从速提倡家事教育不为功……”[43]专号中关注点的变换勾画了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知识界人士的性别观念由开明回归保守的思想轨迹。

    综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轨迹,既可以看到知识界人士的强力推动,体现了他们思想观念的超前与进步,但吊诡的是,在女子职业教育范围不断拓宽之际,集结于《教育与职业》杂志的男性精英却竭力倡导家事教育,使女子职业教育面临由社会教育退回家庭教育的危局。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究其实质,它是近代以来男性精英对待女性教育所秉持的“工具论”的再次映现,结果是民族主义和整体性社会革命的理想盖过了争取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诉求,这几乎成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无法逃避的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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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6]思退(邹韬奋):提倡女子职业教育之商榷,《教育与职业》第77期,1926年8月

[6]黄炎培:读职业教育最近统计,《教育与职业》第37期,19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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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杭州年会记录:第五类·女子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第107期,192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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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杨鄂联:女子职业教育的我见,《教育与职业》第114期,193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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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章君度:十年来之女子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第100期,1929年1月

[22][24]杨鄂联:女学校与家事教育,《教育与职业》第32期,1922年1月

[23]黄炎培:女子服务问题(摘录黄炎培答上海妇女节制会文),《教育与职业》第62期,1925年2月

[26]章绳以:我对于女子家事科教授之商榷,《教育与职业》第32期,19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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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部令女子中学实施家事实习,《教育与职业》第59期,19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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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潘昌豫:以家事教育为中心之女子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第82期,192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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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志敏:新贤妻良母论,《妇女周刊》第2期,1935年5月1日

[39]李赋京.无论如何女子总是女子.国闻周报,第12卷9期,1935年3月11日

[40]三八社论.中央日报,1935年3月8日

[41]茜.女学生谈片——座谈会记录. 妇女生活,1935年1月4日,第70页

[43]章绳以:提倡家事教育与民族复兴,《教育与职业》第179期,1936年11月



[①] 1896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在上海创办山东路医院看护班(后称仁济高级护士学校),学制4年,是为我国第一所女子职业学校。1904年史量才创办上海女子蚕桑学堂,此为国人最早创办的女子专科职业学校。

[②] 硕士论文有:张玉玲的《清末民初女子职业教育述论》,吉林大学2004届硕士论文,王秀霞的《民国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山东师范大学2004届硕士论文,龙凤娇的《清末明初女子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湖南农业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学术论文有:孟凡萍、刘桂林的《黄炎培论女子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1994年第3期),冯丽的“论邹韬奋的女子教育思想”,《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4年第1 期,朱绍英、黄小兵的“民国时期长沙女子职业教育探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李静体的“民国时期女子职业教育——以河北省立女子职业学校为例”,《绥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③] 《教育与职业》杂志于1917年10月由黄炎培创办,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在职业教育界历时最长、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该刊集结了一批教育界的知识精英,他们或在政界担任要职,或为著名的教育家或教育工作者,绝大多数人有留学或出国考察的经历,如黄炎培(留日,访美)、蔡元培(留德、法)、杨卫玉(留日)、钟道赞(留美,访英、法、德)、何清儒(留美)、俞子夷(访美)等。

[④]女子职业教育专号分别为:女子职业教育号(第30期,1921年10月)、女子家事教育号(第32期,1922年1月)、女子职业教育专号(第114期,1930年5月)和家事教育(第171期,193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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