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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媒体对女子教育的介入及影响:以湖南《大公报》对“周南风潮”报道为中心
发布时间:2011-07-11 10:43:05  点击次数:861次    [ 进入论坛]

 

              报纸媒体对女子教育的介入及影响:

           以湖南《大公报》对“周南风潮”报道为中心

摘  要:湖南《大公报》对“周南风潮”的高密度追踪报道,引领省教育会、省学生联合会、周南校董会和读者四股民间力量介入其中,使之由校内风波上升为社会风潮,并促成其圆满解决。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发现,该报介入周南风潮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借“周南风潮”声援裁兵运动;二是通过呈现师生矛盾引发时人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省思;三是顺应时代潮流,为男女教育平等鼓与呼。可见,报纸媒体在民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舆论导向作用。

关键词:湖南《大公报》;周南风潮;报纸媒体;女子教育

 

The Involvement and Influence of Press Media in the Women Education

――Centering the report on the “Zhoulan Agitation” from Hunan Dagong newspaper

 Abstract: The highly-densed trace report on “zhounan agitation” from Hunan Dagong newspaper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uo brings about the involvement of some social forces,such as Hunan Education Community, Hunan Students’ Union, Zhounan Board of Trustees and readers, etc, making the school disturbance into social agitation and obtaining its satisfactory solution in the end. The analysis of the then situation can account for the involvment of Dagong newspaper into “zhounan agitation” . Thre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use “zhounan agit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isarmament campaign; Second, present the conflict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arouse the masses’ meditation on the Wusi Enlightenment

Campaign; Third, follow the trend to appeal for the equal education for both man and

woman. So, the press media figures prominently in the direction of public opinons during the Minguo period .

Key words: Hunan Dagong newspaper; Zhounan agitation; press media; women education.

 

                     一、引 言

    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媒体在中国的出现始于19世纪上半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知识精英认识到报纸媒体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性,国人自办报业开始勃兴。黄遵宪称报刊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一种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到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1]尽管黄氏之感慨有夸张之嫌,但报刊媒体在甲午战后的确承担了警醒国人急起救亡的时代重任[2],由其构筑的舆论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谈、写作定势及交流方式,均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五四时期,报刊媒体步入“黄金时代”,不仅与五四启蒙运动保持同步发展态势,且在政府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与国内其他省区相比,湖南的新文化运动起步较晚,但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一改往昔沉闷的气氛,鼓吹与宣传新文化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湖南思想文化界掀起狂飚,影响及于全国。其中,由刘人熙、贝允昕、李抱一、龙兼公、张平子等人于1915年创办的湖南《大公报》[①](下文简称《大公报》),由于标举“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反对党争,主张中立;立足湖南,注重实际”的办报宗旨,致力新文化和新思潮的输入,大力倡导教育救国、妇女解放等思想,影响最广,声誉最高,诚如时论所言:“《大公报》、《湖南通俗演说报》等为传播各种近代思想出力最多”[4]。发端于维新时期的妇女运动,五四时期进入高潮。五四后的知识女性继承和发扬五四彻底的反封建精神,推动妇女运动继续向前迈进。她们不再满足于大学开女禁,而提出了男女教育完全平等之要求,在全国激起波澜。影响所及,湖南知识界也加入男女教育平等大讨论的行列,《大公报》成为了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域。

    近年来以报刊媒体为研究资料库的相关研究开始涌现。夏晓虹以上海“中国女学堂”为例,探讨了办学者如何自觉借重近代报刊,使女校声名远播,成为国人自办女学的成功典范[5]。侯杰以京、津等地报刊中的“女性专栏”为研究对象,探讨女性问题是怎样以“客体”形式上升为公众议题和社会事件[6]。他们的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参照与借鉴,但由于研究场所聚焦于上海、天津等大都市,尚难以判断是“特例”抑或“典型”,只有来自更多地域性的个案研究不断充实(尤其是几度跃居全国文化中心位置的湖南),才能更全面地呈现报纸媒体对女子教育的影响。笔者在爬梳1920年代初的《大公报》时惊讶地发现,迄今尚未引起妇女史或教育史研究足够关注的女子教育议题(如男女同校、公立女子中学、女子教育质量等)竟被该报频繁地刊载,并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激烈论争,使湖南为数不多的几所女校成为社会受众的凝视对象,其内部动态无一能逃出社会大众的“凝视”。有鉴于此,本文以“周南风潮”为切入点,通过再现大公报人如何介入“周南风潮”并引领多种民间力量参与其中,使一个校内退学风波上升为社会风潮,继而促成其圆满解决的过程,以展示报纸媒体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大公报》聚焦下的“周南风潮”

    湖南私立学堂兴起于晚清十年,发达于民国时期,一度在全国居领先地位[②]。朱剑凡于1905年创办的周氏家塾[③],是湖南最早的私立学堂之一,也是私立中等教育尤其是女校中的佼佼者。鉴于湖南无官办女子中学,加之周南成绩斐然,“至民国九年,省府认本校成绩可风。增加津贴,指令为湖南代用女子中学校,以示奖意”[7]。此次更名使周南实现了由私立到公立的跨越,政治合法性和政府经费资助双双降至,一时闻名遐迩。然而,这一时期亦为“多事之秋”,发端于1921年10月的退学风潮系周南校史上前所未有之大变故,使周南师生双双进入公众视野,接受社会舆论的检视和评判。

   (一)周南风潮前的迹象

    1921年7月8日的《大公报》开首称“周南女校目前内部颇有风潮”,并提供三条佐证:其一,朱剑凡近来倾向旧式教育,部分学生因不满而退学;其二,朱近来崇拜宗教,拟与女子循道会合并;其三,教育主任陶毅辞职,尽管“谓系赴南京求学”,作者对此存疑[8]。朱次日作出回应:首先承认发生过禁止学生赴教育会演剧之事,但称“十二三名学生经说服已接受意见”;至于是否倾向旧式教育,“希望教育界人士前来考察”;其次,承认崇拜宗教之事,表示“信仰自由,本为真理所许,惟自愧研究未深,尚不能有所发表耳”,但否定合并之事;最后,强调自己对陶毅的求学愿望一贯支持,甚至承诺为她筹措学费[9]。朱的主动姿态使初露端倪的“风潮”趋于平静。

    一周后,《大公报》较详细地报道了陶赴东南大学进修之事,文中称:与陶同时启程的共有几十人,其中6人为长沙的女教职员,称之为“吾湘教育界之一佳象”;此外,该消息还透露另一信息,即周南退学的10多位同学处境困难,原打算去男子中学插班,但男中以男女同班未开先例不愿接纳,被迫滞留船山,只好另请教师补习[10]。可见,“学生退学”不是子虚乌有之事,从中能隐约窥知学生与校长之间的矛盾冲突。难怪署名行真的读者含沙射影地指出:“某私立女学校,一时的高兴,大行解放;一时的又变本加厉地仿效科举式的会考”[11]

   (二)周南风潮的发生:“湖南学界一大可哀事”

    “湖南自兴女学以来,除几所省立师范外,各县的女子职业学校几乎任其自生自灭;既没有高等小学,代用中学仅周南女校一所,更别提女子大学了。”[12]从这段话中可看出周南在湖南女子教育中的非凡意义。因之,当“周南女校之大风潮”几个大字于10月19日赫然现于报端时,其震撼力可想而知!难怪编辑称“此诚湖南学界一大可哀事!”报人深知这一事件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响,声明“一时难于调查真相,姑且并录于下,以候社会之评判”[13],随之提供3份报告,其中2份来自校方(18、19日),1份来自学生(19日)。

    18日的校方来函文字简短,称“学生牺牲课业,召集开会,长此以往,何以维秩序”,“兹已准其退费出校”。19日来函以教职员名义较详尽地陈述了事件经过:17日午后,学生全体开会,因事先未通知办事员,以致摇铃多次,仍无人上课;朱氏得知后赶往现场,批评学生道:“若循此以往,学生采自由行动,则予以后万不能负责,惟有出之解散而已。”因言辞过激,学生“大为不服,缮函质问”,“旋朱有悔意,暗示各教员由中调停,无奈各女生坚持解散”;昨日各学生领出学费离校,中学部三班均解散[14]。两封来函尽管只相隔一天,语气却发生了微妙变化。前者措词强硬,不容置辩地将责任推给学生;后者尽管对学生颇有微辞,但“言辞过激”、“有悔意”、“无奈”等语词透露出校方复杂而微妙的心态,语气趋向和缓。

    19日的学生来函对退学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得更详尽。来函称,因周南学生遭士兵殴打,校学生自治会推选周敦祜作为代表参加省学生联合会,讨论稍久,耽误了四五分钟,朱校长赶来,“言词诘责,盛怒不息”,说:“汝等既不服从校长,我也不要你们做学生了。我以后只办小学,立誓不办中学。中学从今日起,便全体解散”,他边说边不停地向学生作揖打拱;稍后,学生书面询问原因,朱接书不阅;18日早,学校悬牌令学生即日领费出校,最终酿成“退学风潮”[15]

   (三)周南风潮的升级:师生间的正面冲突

    20日《大公报》刊登教职员第二次来函、校方致家长函、被解散学生来函(含学生17日致校长信),共计3份。在教职员第二次来函中,校方首先驳斥学生19日信中所言“我以后只办小学立誓不办中学”等语;其次,对“校中遂悬牌示令各学生出校”之事做出解释:17日晚教员调停无效,学生“一倡百和”,18日晨七年级全体和八年级半数过问解散事,校长牌示上课,但八年级吴家晋、吴家瑞、潭昭和曹孟钧,附和九、十两级周敦祜、杨没累等人,胁迫其他同学签名退学;朱见此状,退还肇事者学费,限令即日出校;周敦祜出校后又代邓淑贞、徐国英强索学膳费,并肆意凶闹,“同人见不成事体,遂挥之使去”。校方在致家长函中强调“此次解散学生终实有多数协从者”,若能悔悟,校方仍准其还校上课[16]。不难看出,两封来函均系校方迫于舆论压力而向受众做出的辩白。

    被解散学生来函中较详细地叙述了朱对周敦祜的态度,朱质问道:“你周敦祜有什么召集开会的权?既不是自治会的职员,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又取消了,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个地方开会?”周当场道歉,朱仍大怒不止:“怎由你们认错就是?一次再次的错去有这种办法。你们到学校里来是服从校长还是服从同学?”学生吓呆了,坐着不敢动,“朱骂了一顿去了,又卷土重来,来势更猛,气得双眸直竖,唾液长流,教员拖他不住”;尔后,学生联名写信请求校长“不以五六分钟误时之错,而置学生等教育于不顾”,并质疑:“先生所谓立刻解散中学,然此周南中学或无存在之必要也未可知?”[17]但朱置之不理。双方剑拔弩张之势已跃然纸上。

    “退费风波”使师生冲突再度升级,且各执一端。学生称朱对值周生说:“中学部从此解散,学膳费明日一律退还”,奇怪的是18日的两块牌示却写着“凡自愿出校学生限今日一律开除”和“七八两级学生照常上课”。牌示内容之所以自相矛盾,学生认为是与校长有关系的人,“诱动意志薄弱、知识幼稚、头脑不清醒的姐妹一块接受奴隶教育”。当学生退费时,朱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对于校方“有意设卡”,学生极为悲愤,周赶去安慰并陪同找庶务处弄清原委,庶务和朱氏“向前猛扑,来势凶凶”,对周拍案大骂:“你这种东西还在这里,还不赶快滚出去”,试图将她赶出校门[18]

   (四)周南风潮的平息:两败俱伤的“博弈”

    由于外界多方社会力量介入,风潮一度发生逆转。23日《大公报》宣称周南风潮已初步解决:“经各校董从中协调,22日由易寅村、袁雪安、孔竟存、左霖苍等几位校董将出校学生全体送往学校,与朱校长见于礼堂。朱稍加训诫,原拟给周敦祜记过,以示薄惩。后经校董的劝说,亦作罢”[19]。至此,风潮似可告一段落。然而,就在各界为之庆幸之时,《周南风潮又有变动》一文称乃闻当时复生异议,未甚妥洽”,并刊登校方开除周的声明:“佥谓此次风潮,实周敦祜伊人激成,本应开除学籍,今既经校董调停,可酌记大过二次,许其旁听,以观后效。昨复据校董来校报告,周敦祜仍不服制裁,是该生始终无悔过之心,学校亦无宽容之余地。”与此同时,朱召集家长恳亲会,报告开除理由,并声称:“如周敦祜悔悟,仍可将牌取消,如不悔悟,则不仅已不能允,即各教职员及在学生亦均不允”[20]

    不出所料,27日《大公报》再称,在25、26日退学学生连续两天请愿及省教育会干预下,朱准许已悔悟的同学缴费上课,但在周“诚意认过”情况下,仍执意“开缺”她,理由是“周生出校时间,有趾高气扬之概。且对于弟之训诫亦复置辩,求其貌从亦不可得。故仍照前次办法开缺,以警将来。恐滋教育家误会,乞更正为荷”[21]。11月2日,朱本人出面呈报风潮结果,称“现除三年生周敦祜,四年生杨没累,始终执迷不悟,早已开除学籍不复收教外,其余各生皆渐次悔悟,于二十七日一律回校上课”[22]。退学风潮终于平息下来,周南避免了被解散的危险,一场危及湖南代用女子中学命运的悲剧得以幸免于难。但就师生关系论,则不能不说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博弈”。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三、卷入风潮的民间力量及各自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报纸媒体的首要功能是服务社会,包括发扬民意、监督政府、宣扬政令、促进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等,简言之,就是发挥沟通舆情、守望及领导公众的作用[23]。它决定着报纸媒体的精神品质与社会担当。考察《大公报》对于“周南风潮”近半个月的跟踪报道,不难发现,正是这一功能的发挥,才引领并促成四股民间力量卷入其中并成功扮演各自的角色,为平息风潮作出独特贡献。

  (一)大公报人充当社会舆论的制造者与引导者

    报纸媒体发布的消息,往往具有时宜性、亲近性、趣味性等特点,比传统媒介更具深度、广度和实体感。消息一经披露,将不胫而走。10月19日,当《大公报》将校方和学生的来函公诸报端后,旋即引起社会受众热切的关注。但由于受众往往零散地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必须有主导力量予以导引,才能对面临的问题形成意见,达成共识,最终聚成社会舆论。周南退学事件发生后,《大公报》报人主动而迅速地扮演起主导者角色。

    20日,主笔龙兼公撰文责问:“不知道朱校长为什么这样深恶痛绝这几班学生,一开口便要全体解散?也不知道各学生为什么这样深恶痛绝这个学校,一听说校长要解散,便都决然舍去,一点留恋的意思也没有?”进而以惋惜口吻予以批评:其一,不爱惜通过“请愿、制舆论、造空气”而来的惟一女子中学的殊荣;其二,不体谅社会各界的厚望,“旁的人还时时替他担心着,虑一时又怕他教育复古,不合时代思潮,一时又怕他卷入教会旋涡,来替偶像造奴隶”;其三,使湖南仅有的即将毕业的两班女中学生从此解散。最后发出感叹:“我不禁要向教育前途放声大哭了”[24]。龙以貌似公允的态度、犀利的笔墨和饱满的情感,通过对周南女子中学的历史回顾,引导受众从深层次思考“周南风潮”,激发他们的认同感与责任感,进而体认到该事件的严重性,使之由校内风波上升为社会事件。

    记者黄醒亲历现场调查后,22日著文对离校学生、家长和舆论家分别予以劝谏:一是批评离校学生不主动同校长沟通,奉劝她们勇于承担责任,以“匡救校长的错处”;二是希望家长配合学校工作,尽快送女儿回校;三是提醒舆论家不能偏听偏信,一味谴责朱,认为风潮扩大极可能有黑幕[25]。“黑幕”两字给受众留下悬念,并激发其好奇心。尔后,《大公报》继续予以高密度报道,题为《周南女校风潮解决矣——出校学生全体入校》(10月23日)、《周南风潮又有变动——周敦祜不认过……朱校长不允复缺》(10月25日)、《周南女校风潮之调停或有解决希望》(10月27日)的消息不断见报,使受众得以跟进事态发展。总之,从10月19日风潮披露到11月1日风潮平息,大公报人始终扮演着舆论制造者与引导者的角色,使“周南风潮”居舆论焦点,并为民间团体介入风潮提供舆论支持。

  (二)省教育会[④]和校董会[⑤]勇当“和事佬”

    周南风潮发生的第五天(21日),当师生双方各执一端、僵持不下时,湖南省教育会主动请缨,表示“愿负调停之责,学生如不坚持,当可望转圆”[26]。25日,退学学生到省教育会请愿后,省教育会再次召开干事会,推举方、张二人当晚登门拜访朱剑凡,获朱应允后,又力劝学生“勿再耽误自误学业”。当学生请求教育会“护送入校”时,教育会先致函朱:“本会举赴贵校调停学潮代表,已将尊意转告,贵校学生均甚感激。兹闻贵校学生即于本日午后三时整队入校,即希知照。”尔后,二人约见朱,直至朱表示“毋庸请人送来,至周生果系诚意悔悟,并可亲向学校表示”才罢休[27]。上述种种举动足以说明省教育会对“调停之责”的恪守。

    周南校董会亦自愿充当“和事佬”。21日,校董成员陈润霖、易寅村、袁雪安、孔竟存等召集出校学生,商量调停办法。他们一面提议学生先“无条件的一律回校”,对于要求学校改良的意见稍后提出,“酌议施行”;另一方面,警告朱剑凡,若不接受校董会意见,或给学生提附加条件,校董将解除其校长之职[28]。校董对校长任免的掌控权使朱不敢小视,因而,当24日袁、孔、左三校董护送学生入校时,朱的态度发生逆转。师生在礼堂相见,朱当众道歉:“此次风潮,我实有失当之处,非常抱歉!在诸生方面亦未免过激极端,但学生之错,即先生之错”,话未说完,竟放声大哭。待情绪稳定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吾人处此社会,当各人立定主义,不可受人愚弄”;最后,解释开除周敦祜的理由:“只你前晚既已退费出校,何故复同未退费生来庶务室挠闹,且骂庶务为朽?我所以将汝开缺,即是之故”[29]。遗憾的是,此时的周不仅没有体谅朱的良苦用心,顺阶梯而下,反倒极力辩白,拒不认错,以致错失良机。

   (三)湖南学生联合会“铁肩担道义”

    作为在五四运动洗礼中成长起来的学生社团,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省学联)以敢于担当社会责任为己任,在周南风潮中不失其本色。10月21日,省学联致函朱剑凡,尖锐地质问道:“学校之应否有责罚,罚之应否至于解散,学生自由开会,由开会上课迟到,应否解散?此三问题,先生为教育家,当有适当之解答。”末尾指出:“惟是吾湘教育正值残疲之际,而女校尤属凤毛麟角。今以受中等教育之学生,一旦置之解散,致使伊们求学无门,功亏一篑,是岂先生个人计?为贵校学生计?惟有请先生收回成命!”[30]周南毕竟是朱剑凡“毁家兴学”、“磨血办学”之成果,此番话也许触动了其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朱在22日回函中言其心声:“始终无解散之决心,故校中始终无解散某部某级之告示”,表示为学生的将来和社会事业计,“决不欲怀追往拒来之心”[31]。这一豁达姿态,体现出朱对周南的珍视,也显示了他对省学联意见的尊重。

    得知校董离去后,周南校方“复反前言,致风潮平而复起”。针对校方的食言,省学联10月25日再次致函,予以谴责:其一,学校不应食言,“食言而肥,实为令德之累”;其二,认为把风潮的责任归于少数同学不对,“此次曲直有公评,台端何慊于一二人?而必欲使之向隅以为快乎?”其三,指出开除少数学生与解散全体性质无异,“彼同学乃团体行动,断不能任少数同学受其累,则台端之开除一二人,何以异于解散多人耶?”最后,提出“准予回校,教学相安,重归于好,则不独贵校同学之幸,吾湘学生界前途实利赖之”[32]的建议。尽管朱并未完全采纳省学联的意见(如允许周敦祜复校),但毋庸置疑的是省学联的介入给朱本人和校方构成一种压力,为平息风潮助一臂之力。

   (四)读者以“局外人”或“局中人”身份“发声”

    读者投书是新闻评论的一种形式,也是报纸媒体展示言论自由的一种姿态。读者通过阅读报纸、参与讨论的方式,能形成一个阅读公众的群体,并反过来对社会发展形成一定的助力。故有研究者对于大众传媒将读者定位于“受众”的做法提出质疑,因“受众”称谓隐含着读者是消极的、被动的接受者。而事实上,读者借助报纸媒体的宣传和传播功能,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此表现自己并非一个完全被动的群体 [33]

    署名杨石的读者凭借“局外人”身份,对兼公的“我对于周南学生离校事多一句嘴”一文提出异议,认为“先生未免对于周南的学生,责备过甚了”,进而指出:“周南是私立的,朱先生苦心孤诣,一生的精血,差不多完全消耗在这里,……因为受点子气,平空把许多学生解散的吗?”“至于先生说朱先生发怒的动机,是由于学生方面。我很不以为然,即使学生使朱先生发怒,也就不应开口解散,闭口解散。” [34]正在南京深造的陶毅获悉退学事件后,以“局中人”身份向《大公报》投书,恳请朱校长、女学生和教育界理性处之。希望朱以为学即是救国”之诚意收回成命,“学校受家庭之委托,其责等于父兄,宁忍芸芸青年一旦失学。先生思之!先生重思之!亦必不忍恝然置之也!即使收回成命,决无损于尊严!”希望学生“本为学即是救同类”之宗旨,“删除成见,勉为其难。无论如何,决要求此女子中学之恢复,须知女权运动,是进取不是退让”。希望教育界“对于青年学子,须时相接近”,出面调停,使“垂亡之女子中学”得以重生[35]。其拳拳之心,令人动容!

    由是观之,《大公报》对周南风潮的报道至少呈现了四种不同的声音,它们分别发自报人

士兵殴打学生的恶劣行径;二是引导受众探究风潮背后的“黑幕”(即裁兵运动),使后者不致因军阀一时之淫威而过早淡出公众视线。

  (二)借“周南风潮”警醒教育者妥善处理师生关系

    风潮之发生无疑与作为一校之长的朱剑凡的治校思想变化有关。有论者指出:“推究风潮之所自生,于此不能不责备朱君,朱君于八九年之项,锐意革新。学生受其熏陶,思想日益活泼。乃近年来,忽变冷静。诸所措施与学生思想未尝无捍格,又不善为引导,执生反动。此教育界诸人所尝为朱君致惜”。[39]这段文字客观地再现了朱由“锐意革新”到“忽变冷静”的思想轨迹。思想蜕变导致行为变异。思想蜕变后的朱不仅疏于师生情感维护,且以校长特权压制学生参与民主活动的热情,以至学生称他实施的是“奴隶教育”。的确,此时的朱与一年前被《大公报》称为“热心研究新教育的人”[40]已判若两人,怪不得龙兼公感慨道:“朱先生是有名的教育家,而且是周南女校的一手创造者,竟不能用教育方法,维系师生间的感情,致演出这种因感情破产而足以证明教育破产的悲剧……”[41]

    周南风潮与学风转变不无干系。受五四启蒙运动洗礼后的周南学生具双重性,一方面,因五四催生的独立性、坚定性和自主性而独具风采,特别是1919年秋朱率先在周南推行教育改革后,学生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空前高涨,“趋新”成为她们的显著特点。另一方面,由于涉世尚浅,对旧事物的批判、对理想的追求均带有浓重的情绪化色彩。陶毅作为新民学会骨干、周南教育主任,曾多次领导学生参与民主运动,对学生们的弱点了如指掌:“吾同学自五四运动以后,觉悟者虽不乏人,然同时其弊亦随之矣,即一般学子,骄浮之气渐长,人言难人,大有‘不可一世’之概”,进而提出:“虚怀容物,以极冷静之头脑,研究学理。举凡非吾所急之牺牲,或牺牲而绝无代价者,慎勿轻躁为之。”“不可一世”四字把五四后学生的不成熟、浮躁表露无疑。最后,联系到刚发生的长沙师范的惨剧,她明确地提出学生的当务之急在于专心就学,“勿因小忿,而使此风雨飘摇之女子中学横遭惨毙”。[42]

    如上所述,朱之忽变冷静与学生趋新之间的思想落差才是引发周南风潮的“元凶”,裁兵运动只不过充当了导火索而已。事实上,师生间的紧张关系在五四后成为湖南乃至全国各学校的共同症候。署名天籁的读者称:“学风不好,岂仅湖南?自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差不多都有同样不好的现象:就是(一)爱管校外的事(二)不肯专心读书(三)气焰太张,每每喜欢同政府和学校办事人起冲突。”[43]而造成这种学风的原因除了“政治太黑暗,社会太腐败”外,学生自身存在的诸多弱点也是重要原因。五四运动活跃分子罗家伦概括了学生的三大缺点:一是认为自己万能,事事过问;二是形式主义,不切实际;三是学生领袖不吸收新知,不研究学术[44]。今有台湾研究者指出,五四运动对高等教育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对中小学生而言,则发生严重的恶果[45]。由是可知,《大公报》之介入周南风潮,不仅以此警醒湖南教育界,要妥善处理师生关系,以免重蹈覆辙,同时也提醒学生,现在是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了。

  (三)报人顺应时代潮流,为男女教育平等鼓与呼

    任何传媒都不可能超越时代,顺应时代潮流是报刊媒体的明智抉择。在五四妇女解放思潮的冲击下,“男女同校”、“女子中学”等名词渐次进入主流话语,到20年代初添设女子中学的呼声不绝于耳。北洋政府教育部被迫作出反应,于1919年5月24日通令各省区:“如未经设立女子之中学校,应现就省区经费筹办省立或区立女子中学校,以宏造就。”[46]湖南教育司于1920年8月将筹备女子中学纳入议程,规定“所有学科章刻概照男子中学校办理,以达到男女共进,社会进步”[47]。9月,女界递交《设立女子中学请愿书》,书中写道:“自周南开办后,李汉丞等即以在衡州第三女师范附设中学班,并请愿省议员。近日闻李执中等,亦请愿省议会,在常德第二女师范附设女子中学。”[48] 10月,杜威夫人在周南、福湘等女校巡回演讲,力倡男女教育平等[49],为女子中学鸣锣开道。1921年5月,湖南女子参政运动则将“女子受教育权”列入女界五权宣言。与上述行动并行的是,周世钊从学理上论证女子中学之必要性:“不但是小学教育平等,还要使女子也和男子一样,有求高深学问的机会”,大学“开女禁”后,如果没有做预备的女子中学,教育平等只能是“望梅止渴”[50]。行动与学理形成的合力,使设立女子中学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大公报》择取湖南唯一一所代用女子中学予以“炒作”,恰好暗合了时人的现实诉求。试想,连在湖南教育界享有盛誉的周南尚难以为继,又哪能奢望设立新的女子中学呢?可见,《大公报》之介入周南风潮,有一箭双雕之效,不仅能满足进步人士对设立女子中学的吁求,又能契合报人的办报宗旨,展示其捕捉社会新闻的能力和引领时代潮流的眼光。

    五、结 语

    作为时代风云的晴雨表,报纸媒体记录着历次社会思潮、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的起起落落,几乎与近代文明共进退。报业巨子史量才提供了最好的注脚:“报纸为现代史记。史记之精神鉴既往、示未来,报纸之精神亦然。”[51]《大公报》作为湖南地方报刊中最具影响力的民营大报,是近代湖南社会思潮的重要舆论阵地,对新思潮新观念在中等省份的传播和倡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大公报人利用报纸这一平台,弘扬合乎时代潮流的舆论,制约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舆论。这一思想可从主笔兼公的专论中窥其一斑,他指出:“报纸和舆论的关系,约可分为三种:(一)报纸制造舆论。(二)报纸代表舆论。(三)报纸改革舆论。第一项是舆论由报纸创造出来,换一句话说,便是报纸发表某种新思想新主张,得群众的赞同,渐渐制成了一种舆论。这种舆论是从来没有,所以说是创造。第二项便是社会上有某种舆论,报纸于适当机会替他宣布出来,有时加以批评表示赞助的意思。报纸替舆论作喉舌,所以说是代表。第三项便是报纸认为某种舆论有错误或不妥当不适宜之处,把他纠正起来,结果居然告了成功。这个与创造的性质稍有不同,所以说是改革。”[52]正是由于大公报人对于舆论与报纸之关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才使他们敢于大胆地介入各种社会事件(如反袁称帝、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省自治等)。而结果也恰如其所期许的,有的“居然告了成功”,周南风潮的平息即为成功例证之一。

    其次,大公报人慧眼独具,捕捉到代表时代潮流的妇女议题,并对社会大众发挥着舆论导向的作用。大公报人明确提出:“同人以为报纸一面以供群众耳目的需求,一面应为群众耳目的向导,故不能不有一种‘向前的’‘合于时代的’主张……”[53],故而具时代气息的婚姻革命、妇女参政、女子教育改革等议题为他们所捕捉并激起讨论。正是由于大公报人大造舆论,积极推动,妇女参政权首次被写入省宪法,随后产生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省女议员。女子教育更是报人关注的焦点,他们不仅以刊发新闻、评论、专文、征文等形式倡言女学,还对周南、省立一女师、艺芳等校日常工作予以定期介绍,藉此不仅向社会大众传播了平等的社会性别观,也为湖南新式女子教育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综观《大公报》对“周南风潮”这一事件的追踪报道,我们可以看到,报纸媒体有着极强的掌控舆论和左右局势的能力,它几乎能决定一所女子中学的生死存亡。正是由于它所拥有的“第四权力”,也就给当今的教育管理者提出了值得深思的一系列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偶发性事件,师生应持何种态度?利益相关体应取何种立场?校方尤其是校长应如何配合报纸传媒妥善处理,使负面效应降至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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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编印.本校略史.周南女校周年纪念特辑[内部出版物],1939:1.

[8]周南女校近况[N].湖南大公报,1921-07-08.

[9]朱剑凡.周南女校来函[N].湖南大公报,1921-07-09.

[10]教育界之新消息[N].湖南大公报,1921-07-15.

[11]行真(修业学校).我也谈谈湖南的教育[N].湖南大公报,1922-08-12.

[12]陈徐佩琼.关于女界之自治意见书[N].湖南大公报,1921-3-28.

[13][14][15]周南女校之大风潮:中学部解散三班[N].湖南大公报,1921-10-19.

[16][17][18]呜呼周南女校之风潮越闹越认真[N].湖南大公报,1921-10-20.

[19][39]周南女校风潮解决矣,出校学生全体入校[N].湖南大公报,1921-10-23.

[20][29][32]周南风潮又有变动——周敦祜不认过……朱校长不允复缺[N].湖南大公报,1921-10-25.

[21][27]周南女校风潮之调停,或有解决希望?[N].湖南大公报,1921-10-27.

[22]朱校长呈报周南风潮因果[N].湖南大公报,1921-11-2.

[23]赵俊迈.媒介实务[M].台北:三民书局,1982:9.

[24][41]龙兼公.周南中学学生竟如此解散了吗?[N].湖南大公报,1921-10-20.

[25]黄醒.我对于周南学生离校事多一句嘴 [N].湖南大公报,1921-10-22.

[26][30]周南女校风潮之转机[N].湖南大公报,1921-10-21.

[28][31]周南女校风潮之转圆消息·校董会提出调停意见[N].湖南大公报.1921-10-22.

[34]杨石.代邮[N].湖南大公报,1921-10-24.

[35][42]陶斯咏.周南风潮痛言[N]. 湖南大公报,1921-10-31,11-2.

[36][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08.

[37]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一卷)[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428-430.

[3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317.

[40]民盾.省城各校之现状——周南女学校[N].湖南大公报,1919-10-30.

[43]天籁.时评[N].湖南大公报,1921-11-14.

[44]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参见周阳山主编.五四与中国[M].台湾:台湾时报出版社,1982:567-588.

[45]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3.

[46]大事记[J].教育杂志(第11卷第7号),1919.

[47]教育委员会决议之要素[N].湖南大公报,1920-8-13.

[48]设立女中学之请愿[N].湖南大公报,1920-09-18.

[49]昨日各处讲演纪略[N].湖南大公报,1920-10-29.

[50]惇元.女子教育[N].湖南大公报,1920-11-12.

[51]宋军.申报的兴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103.

[52]莳竹.趁着纪念日对阅者说几句[N].湖南大公报,1924-9-1.

[53]兼公.报纸和舆论[N].湖南大公报,1919-8-15.

 

附:拙作已刊载于《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

注释:




[①]湖南《大公报》由刘人熙、贝允昕主办,李抱一、龙兼公、张平子等先后担任主编。该报于1915年9月1日创刊,1927年3月2日被查封,1929年5月21日复刊;日本占领长沙时,于1944年6月16日停刊;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日复刊;最后于1947年12月31日停办。从创刊到1927年被查封的12年是其辉煌时期,它站在时代前列,俯瞰天下,引领潮流,展示了报人为民请命、言论报国、誓死以赴的大无畏精神,受到湖南士人的欢迎,销售量达万余份,为全省各报之冠,是民国时期湖南“最有影响、声誉最好”的地方性民营大报,与天津《大公报》无任何关系,只是重名而已。参见:周秋光,莫志斌主编.湖南教育史第二卷.岳簏书社,2004.412.

[②] 据统计,1907年,湖南的普通中学堂为39所。到1909年,已达47所,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四川。

[③] 在1905年至1921年,周南五易其名,由周氏家塾(1905)—周南女学堂(1907)—周南女子师范学堂(1910)—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1912)—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1916)—湖南代用女子中学(1920)。一般将该校简称“周南女校”。

[④] “教育会”是我国民间的专业性社团组织,分为省、府、州、县、城镇四种,由地方热心教育之士绅及教育人员组成,采民主选举程序,产生正副会长,以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因应世界潮流,讨论教育事宜,促进地方教育之发展为目的。民国成立以后,教育不受政府重视,各省县教育会之活动非常强劲。湖南省教育会成立于1912年1月8日,符定一、胡元倓任正副会长。

[⑤] 周南校董会成立于1905年创办之时,谭祖安任首届董事长。第二届董事会改选于1920年8月,延续至1927年10月改选,曹子谷任董事长,朱剑凡、陈润霖、孔竞存、袁雪奄、胡元倓、李士元等10人为董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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