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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历史现场 ——对1920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的考察
发布时间:2007-04-16 12:13:37  点击次数:1163次    [ 进入论坛]

              

关键词:1920年代;湖南女子参政;制宪自治

摘  要:1920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是经受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湖南妇女利用自治制宪之机要求恢复女子人权的自觉行动。该运动的进程尽管一波三折,但由于具备了时代契机、行动主体、舆论阵地和政治合法性等多种因素的因缘际会,使湖南女子参政运动最终获得成功。

    自晚清以来,精英男性一直把女性作为实现民族国家的工具,而女性则把民族国家作为实现平等目标的工具,她们通过民族主义进入政治领域后,必然会提出自己的要求。[1]由于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湖南妇女逐渐认识到女子不是生来没有人权,一方面由于自己的放弃,更主要的是被“定制度、造法律的人”所剥夺,“(他)要想遂自家的禽兽性欲,就造出一夫多妻的制度;要想行使夫权,作家庭威福,就造出‘三从四德’‘七出五事’的规程;要想多占财产,供自家挥霍,就定出女子不能承受父母遗产的条例;要想愚弄女子,使他服从专制,就限制他不得出外交际,不许读书识字,参与政事”。[2]换言之,是男性的私欲造成女子人权的被剥夺。职是之故,女界决心“恢复女子人权”,还自己一个独立人格。1920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正是觉醒后的妇女明确要求天赋人权的典型例证。本文拟通过重返历史现场来重温女子参政运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追寻初具群体意识的新女性变革社会性别制度、参与时代话语建构的轨迹,进而探讨女子参政运动成功背后的诸种动因以及某些得失。

 

一、1920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的进程

    本文把1921年3月提交议案至1924年11月打消“程案”划分为四个阶段,以从中解读此时期湖南性别观念、新旧思想在制宪自治运动中的冲突、交锋、磋商与较量。

   第一阶段:造势与期待(1921年3-5月)。在湖南自治根本宪法草拟伊始,陈俶代表女界联合会向起草委员会提交议案,要求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女子权利,由此拉开了女子参政运动的序幕。4月9日,女界联合会以民国《临时约法》中“人民包括男女”为依据,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自治根本法意见书”,明确提出女子应有的五项权利。[3]为赢得审查员的理解与支持,5月3日,女界联合会召开欢迎会,参加者100余人,先由吴剑、黎群铎等4位代表发言,申述恢复女子人权的理由,后由建本女校校长周天璞郑重提出五点要求: (一) 女子须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二)女子教育当与男子同等;(三)女子职业须有与男子同视,不得歧异;(四)女子须有婚姻自主权;(五)女子须有承受父母遗产,保管财产权。这就是湖南女界著名的五权宣言,被时人称为“向旧社会——男系制度——下一个总攻击的哀的美敦会”。[4]

    在获得审查员的默认和副审查长仇鳌的口头支持后,5月6日女界联合会提出修改宪法草案的5条意见:第一章第三条后应增加“本宪法所称人民系指男女全体”,第七条“人民有保护其私有财产之权”后应增加“人民无论男女,均有继承财产之权”;第二章第五条应改为“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论男女、宗教、阶级之区别,无论何人不得买卖人口、纳妾蓄婢”,第十八条应改为“人民无论男女,依法律有选举被选举及任受公职之权”;第四章第二十九条应增为“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女公民,年满二十五岁以上,无左列情事之一者皆有被选为省议员之权”。最后强调该意见书是女界的共识,“诸公如不采纳是不啻把我们置之死地……流血惨剧,就在目前”。 [5] “流血惨剧”四字传达了女界伸张女权的决心。尔后,她们翘首以待着讨论结果。

    第二阶段:激愤与辟谣(192151326日)。5月13日,省宪法审查会开始讨论,围绕女界要求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内幕消息不断传出,当听说审查员程子枢主张二妻、程希洛反对女子参政的消息后,女界大为恐慌。确知承袭财产权和教育平等权没有通过后,更是群情激愤,女界同仁誓与摧残女权的审查员势不两立。5月16日,女界约一二千人,列队出发,手拿纸旗,上书各种口号,浩浩荡荡赶到审查会,审查会正在讨论修改规则,守门卫士见状立即将大门关闭,宣布戒严,妇女们在休息室等候。讨论完毕,当审查员准备离去时,她们拦住去路,推出代表,向审查员陈述理由,提出要求,直到仇鳌二次承诺将予以重新讨论时,女界全体才扬旗拍掌,整队回去。[6]然而,两天后得知承袭财产权未被通过,18日,女界联合会又派出20位代表前往审查会质问。此时,警卫增加20位,戒备更加森严,程希洛、程子枢不敢参加会议,有人谣传女界代表有带手枪来的,气氛十分紧张。各代表在外静候,直到仇鳌报告议案已通过,方才归去。[7]

    女子参政运动第一回合胜利了,但因二次请愿而导致谣言四起,以致可能会“摇动本会的真精神,使本会蒙躁进妄作的诮让,内不能贯彻本会力争人格的宗旨,外不能见谅于全国”,为此,5月26日,女界联合会发表第二次宣言书澄清事实。为驳斥“迫协示威行为”的谣传,在重申联合会宗旨的基础上,举证说明女界采取的隐忍克制态度;为驳斥“受人运动”的谣言,强调本会惟一目的是“女权运动”,无论若何党派“一概不愿与闻”;最后指出“流血惨剧,以及铤而走险,急不能择”是有前提条件的。[8]

    第三阶段:欢欣与抗争(1921年6月-1922年3月)。6月1日,女界的五权宣言终于获得84位审查员的举手通过,8月获得审查委员会正式通过,11月经过全省公民投票批准,于1922年1月1日公布实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人民有保护其身体生命权,有保护其私有财产之权,有保护其居宅之权,有营业自由之权,有受教育之义务等”。至此,欧美妇女历经数十年浴血奋战,甚至牺牲了无数生命才得到的参政权,湖南女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尽管它只是形式上的承认,只具文本上的意义,但湖南毕竟成为第一个把男女平权写入宪法的省份

    宪法既已明文规定妇女拥有参政权,妇女参选省或县议员应属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由于传统性别观念的滞后,它遭到顽固势力的百般阻挠。陈俶极具参选实力,顽固派以其不在郴县定居为由拒绝提名。醴陵、衡阳、平江、祁阳等地为妇女参选与当地顽固势力发生尖锐冲突。1922年3月17日,醴陵女界联合分会推选王昌国为省议员,邀请男界200余人签字,遭到多数人的拒绝与反对,妇女们不服气,极力辩论,以至动武,当场7名女生被打伤;第二天,代表在县级会议上发表演说,又遭到男子的殴打,妇女们义愤填膺,结对游行,手里拿着“自愿打死”的纸条,绝食三天,夜露坐庭中,直到省和县派人答应其要求才整队离去。[9]终于,在1922年3月,王昌国被醴陵县推选为省议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省女议员。接着吴家瑛被选为省议员。随后,桃源、衡阳、宁乡、湘潭等地产生了县女议员,湘潭竟达7人之多。“当此时中国女权之发达恐无过于湖南者。”[10]

   第四阶段:回潮与获胜(19223月-192411月)。1922年女子参政运动成功后,女界联合会一度停顿,直到1924年6月9日才恢复,正值湖南省宪法修改之时。11月2日,省议员程子枢突然抛出“女子无受中等以上之教育权和选举权”的议案。这对女界不啻于当头棒喝,把沉浸在温柔之乡的女同胞猛然惊醒。程不是第一次反女权,本不足为奇,但令她们未料到的是竟有16名议员支持程案。如果听任之,极有可能使2年前获得的教育权和参政权丧失殆尽。于是,11月10日,省议员吴家瑛、王昌国召集大会,商讨解决办法,20余所学校的近800名代表参会。会上,周天璞发表一极端言论:“将程子枢打死,或往河里抛弃,为社会除一毒恶”,但大多数主张由王、吴两人代表女界联合会邀集议员进行个别疏通。[11]

    当程子枢得知有人声言打死他,在制宪会上强烈谴责女界集会,提出“为维持秩序计,为维持男子饭碗计,应咨请省长责成省会警察厅长负完全责任”。[12]与此同时,程子枢的老母亲亦提出抗议,对“有人将吾儿抛之河内,‘又有人’主张将老娘拖出来打”的言论表示愤慨,认为“善恶未必悉本遗传,好恶亦自各有特性;安能认其子之主张不正,而遂议其母之教育不端?况律无母子同坐之条……”[13]13日,自称公民代表的几位男子发表声援程子枢的公开信,对女子教育极尽挖苦谩骂之能事,把女学校称为“娼妓之讲习所”,还说女子“妄希参政,是犹懦夫而欲负千均之重也”。[14]保守势力之嚣张和对女权的敌视由此可见一斑。

    但多数议员对程子枢的陈腐主张持批判态度,议员杨亮卿提议宪法会议将程除名,理由是:“程为自治省分议员,乃以十五世纪以其陈腐不堪之眼光提出议案,未免不合时宜,其剥夺女子无受平等教育之权,尤大害人类进化。”王昌国亦指出:“自治省分,而有此举,实贻省宪之辱,全湘之羞。”。[15]16日,王昌国、吴家瑛召开记者招待会,邀请各界援助,对剥夺女权进行挽救。17日上午,女界联合会又派出代表近100人,前往宪法会议示威和请愿,经过奋力抗争,终于促使宪法会议把程子枢限制女权案打消。女子参政权获得最后胜利。[16]

 

二、1920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取得成功的动因

    湖南女子参政运动尽管一波三折,但毕竟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1922年掀起全国性妇女参政运动发挥了先锋示范作用。其实,女子参政运动在湖南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湖南制宪自治运动为女子参政运动提供了契机。1920年代湖南成为南北军阀混战的必争之地,身受战火洗劫,民不聊生,当政者和民众都体认到“惟有联省自治是一个无上的妙法”。1920年7月,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的名义首倡自治,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反对客军侵入湖南,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自治运动不仅牵动了省内民众的心弦,且波及南方各省,继而蔓延到北京政府的管辖区

    1921年3至4月,由省议会议长彭兆璜牵头,聘请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等13位专家为省宪起草委员草拟宪法,制宪自治由此发端。藉此良机,女界精英于1921年3月成立湖南女界联合会并提交议案,提出自治制宪是为三千万湖南人民谋幸福,是“树民治之根基”,民者“包括男女而言,并非摈女子于民之外,然则法律上之一切公权,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等,自为男女所共有,断不能如曩日之蔑视女子”。[17]正如时评所言:这次女界联合会,赶湖南正在制定自治根本法的时候,提出一种争女权的意见书出来……我不能不替女界和人类的前途贺。”[18]陈徐佩琼女士甚至喊出“公权男女一律享受,违者分别处罚”的口号。[19]湖南女子参政运动正是在此种历史语境下展开的,策略性地将女权纳入民治范畴,借制宪恢复女子人权。

   其二,湖南女界联合会为女子参政运动集结了一批女界精英。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认识到“政体更新后,虽号称男女平等,实则依然歧视”,深感“欲求发展能力,达到平等目的,非团结不可,否则无能为力”。于是,筹谋利用湖南制宪之机力争女权。陈俶、吴剑、李左汉等邀集长沙热心妇运的女校校长和教职员(如陶斯咏,童锡桢,周天璞,黎群铎,胡珊,王珏,许文宜,周右铭,李咏兰等)共同商议,于1921年1月成立了湖南女界联合会,以“争回人格,恢复人权,保障女子生活,改良家庭”为职志。也就是说,在女界联合会这一政治共同体中,聚集了湖南一批女界精英,她们成为女子参政运动坚强的领导核心在运动中不屈不挠,充分展现了湖南新女性的敏锐、智慧和才识。

    联合会发起者陈俶,早年留学日本,时任长沙女子蚕业学校校长,具备极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1921年4月成为108位省宪法审查员中唯一的女审议员。在审查修改宪法中,始终站在女性立场据理力争,殚精竭力。制宪前夕,她就立场鲜明地提出:“应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如男女财产平等,一半为女自谋生活独立,一半为男子减轻负担……欲解决此问题,非在宪法上规定不可”;[20]在宪法会议上进行有理有据的辩驳,后因顽固派以“没有法律依据”、“习惯不许可”、“遗产制不是好东西”等文不对题的理由予以否决。[21]陈俶悲愤填膺,上台演讲,泪随声下,严厉谴责:“女子是不是人民?诸君在此,到底是代表三千万人民,还是代表一千五百万男子?”[22]陶斯咏时任职于周南女校,是新民学会最早的骨干成员之一,她撰文提出其见解。首先,强烈呼吁对于“六岁至十二岁”的孩子要不分男女一律强迫入学,不能因其是女子,便敷衍了事;其次,针对审查员反对女子承受遗产的3个理由一一予以有力的回击,进而警告顽固的审查员:“你们为什么只念着你们小圈子里的家庭,不放开眼睛向国家全部一想?不放开眼睛看看此刻是什么时代?不平心静气想想湖南为什么要制宪,是怕你们审查员没有事干吗?”[23]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斗志。其他会员如童锡桢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师,时任湖南省立一女师的校长;周天璞时任建本女校校长。

    1924年 6月9日,王昌国恢复女界联合会,选举朱其慧为正会长,王昌国、唐群英为副会长,部门负责人包括吴家瑛、周天璞、黄宪裕、沈明范、刘其超、曾宝荪等。再次吸纳一批先进女性,使女子参政运动如虎添冀。朱其慧时任中华教育改进社女子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唐群英、王昌国曾留学日本,是名振全国的民初女子参政运动著名领袖;曾宝荪时任艺芳女校校长,曾留学英国近十年。这批新女性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学贯中西,有的甚至曾驰骋沙场,既是中国的女性英才,更是湖南女界的佼佼者。

    其三,湖南《大公报》为女子参政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舆论阵地。《大公报》创办于1915年9月,以“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反对党争,主张中立;立足湖南,注重实际”为宗旨,其历任社长、总编辑和撰稿人秉承宗旨办报,使该报在湖南报界独占鳌头,影响最大,声誉最好。[24]程希洛“反对女子参政”一文在《大公报》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以集体名义还是个人名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编辑还是读者都积极介入,围绕“女子参政”的讨论持续近半个月,反驳程论的文章达10余篇。《大公报》几乎成了一个无硝烟的战场,借助新闻媒体这一论战平台,各种观点在此彼此碰撞、交锋,进而向社会辐射,“女子参政”一时成为时代主流话语。

    程希洛提出了四条反对理由:一、女子参政在欧美各先进国,厉行民治百数十年,尚成疑问,我国学步之始,即欲驾而上之,有何把握?二、各国女子皆受普通教育,能阅报作文者,十居七八……我省女子,具有此种程度者且百有一二,此知识薄弱之不可行也。三、以现状言之,政局动荡……女子尚处安全无恙之地,今引而置之政潮旋涡中,出夷入险,为受重女子乎?抑牺牲女子乎?四、闺阁淑媛,尚能以勤苦维系家庭之恩义……为地方风纪计之不可漫然而加入者。[25]5月18日,第一女师第七班打响了“驳程”的第一炮,她们质问程:“男子方面,在我国稍稍读书识字的,百人中又有几个?”“现在由东西洋毕业回国在社会服务的,她的学问和智识,你们男子中有几个比得他上?”[26] 5月20日,吴立卿等8位学生联名表决心:“承认全省男女全体人民适用之宪法,誓死反对片面的武断的1500万男子专有的不适应之宪法。”[27] 5月24日,一女师第八班发表公开信,断言程逆风而行是为了“盗名”和“出风头”,针对程的第三条理由指出:“争督军、争省长都是男子为之。女子未参政,你就担心无效而有弊;男子已为政,弊言无穷,你独不言?”[28]显而易见,第一女师范的女学生群体成为“驳程”的急先锋,且矛头直指男子,表明女生群体意识及女权意识的初步觉醒。

    部分进步男性在“驳程”中亦不甘示弱。蒋兆骧运用反推法“驳程”,由程的理由得出两个可笑的结论:女子只能在民治几十年后才能参政;男子与女子的知识都薄弱,对于参政都不可行。还指出政客官僚的痛苦是自讨的,不值得同情,受无辜之罪的女同胞才值得同情,并断言女子参政是“使社会放一线新生机的唯一途径”。[29]一师附小的张泉山提醒审查员要弄清制宪的真实意图,务必保证女子的五大权利。[30]在一片“讨伐”程希洛的呼声中,易楚珩认为有人提出异议比“糊里糊涂无声无臭的通过去好多了”,故把程称为“不附潮流,成为特性”的人,然而不苟同程的观点,认为只有女子参政才能解决女子的教育、经济、社会服务等问题。[31]从中不难看出,这些进步男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男性身份的局限,能批判男性中心文化,体现了其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先进性。

    其四,欧美妇女参政权的获得为女子参政运动提供政治合法性

    李细珠曾撰文指出,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女子参政运动经过上百年的历史,到民国初期仍未取得真正的参政权,这为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对民初女子参政运动不以为然提供了口实,最终导致其失败。[32]然而,1920年前后英美法德北欧等10多个国家的妇女纷纷获得参政权,这些消息经由报章杂志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成为我国女权运动的他山之石,也使湖南女子参政权运动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合法性,毕竟这些国家代表了世界潮流,现代人谁敢置身于潮流之外呢。

    在批驳程希洛的诸多言论中,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嘲讽程对世界潮流的无知。难怪蒋兆骧质问:“女子参政,在现世已成了一个不可抗的趋势,在欧美先进国,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怎么说‘尚成疑问’呢?[33]伍毓秀亦在文中指出:“经过这次欧战后,世界各国的女子几乎完全解放,拥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以此说明我国女子参政的合理性,并以欧战后人们推崇理性的、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反驳女子体力不足不能参政的谬论。[34]

 

三、结语

    1920年代女子参政运动是湖南妇女的一次独立自觉的运动,她们以宪法为武器,强烈要求妇女人权,甚至不惜以武力和流血来对付保守势力,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无疑是值得称赞的。

    但无庸讳言的是,这场运动因时代局限存在一些缺失。具体表现在:其一,运动目标过于单一。女界把宪政运动作为“女子人权运动的起点”固然有合理之处,然而视宪法为妇女解放的唯一途径,难免会误入歧途,使法律上获得的平等权利在现实中无法贯彻,“湖南第一次省宪草案中,女子本争得袭产权,乃正式审查会竟一笔勾销。女界迄今不急起力争财政权,徒耿耿于婚姻自决权及参政权之得失,吾不禁叹其致短也。”[35]其二,运动的行为主体是知识女性而非劳苦妇女大众。无疑,只有知识女性才会首先产生进步意识,但她们有责任将此进步意识传播到普通妇女当中去,然而没能这样做,以致因曲高和寡而昙花一现。故“今日中国女界实际享参政权者惟有湖南,而湖南女子实际能参政者百万人中不得一,故女界之政治运动成效有限。”[36]其三,运动最终未能撼动父权制的根基。消除女性附庸者角色,最为关键的是颠覆封建遗产继承制,因为它是封建父权制赖以存在的根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财产继承权却未能被巩固下来,这无疑成为湖南女子参政运动的最大缺失,当然,在当时亦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遭际。

 

参考资料

[1]王政、刘禾、高彦颐.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A].杜芳琴、王政主编.社会性别第2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49

[2][3]自治根本法意见书[N].大公报,1921年4月9、11日

[4] [18]陈子博.读女界联合会自治根本意见一点意见.大公报1921年4月16、18日

[5]湖南女界联合会意见书[N].大公报, 1921年5月6、7日

[6]全体女界请愿审查会纪事[N].大公报,1921年5月17日

[7]女界代表昨又请愿审查会[N].大公报,1921年5月19日

[8]湖南女界联合会第二次宣言书[N].大公报,1921年5月26、27、28日

[9]醴陵女界被殴后之选举运动[N].大公报,1922年3月25日)

[10] [35][36]宫延璋.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A],五四运动在湖南[M],岳簏书社1997年. 原载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1925年9月

[11]昨日女界之联合大会议 对付程子枢提案[N].大公报,1924年11月10日

[12][36]昨日之宪法会议[N].大公报,1924年11月11日

[13]程老娘致女界联合会电[N].大公报, 1924年11月11日

[14]与程子枢同调之文章自称公民代表之一封信[N].大公报,1924年11月13日

[15]男女议员对程子枢之攻击,且大闹一场[N].大公报,1924年11月15日

[16]宪法会议将程子枢案打消[N].大公报,1924年11月18日

[17]湖南女界之自治意见[N].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3月28日

[19]临武县陈徐佩琼.关于女界之自治意见书[N].大公报,1921年3月28日

[20]女界欢迎审查员纪事[N].大公报,1921年5月4日

[21]大公报,1921年7月21日

[22]昨日省宪审查会纪闻[N].大公报,1921年5月18日

[23] 陶斯咏.致宪法审查员一函[N].女子应当承受遗产的理由和对于反对派审查员的忠告 [N].大公报,1921年5月4日、21日

[24]周秋光、莫志斌主编.湖南教育史第二卷[N].岳簏书社,2004:412

[25]程希洛.不主张女子参政[N].大公报,1921年5月16日

[26]第一女师第七班.致程希洛书[N].大公报,1921年5月18日

[27]第一师范学校吴立卿 谢乍芷等.对于审查员之希望[N].大公报,1921年5月20、21日

[28]第一女子师范第八班全体同学公启.致省宪审查员程希洛书[N].大公报,1921年5月25日

[29][33]蒋兆骧.驳程希洛君的不主张女子参政[N].大公报,1921年5月18、19日

[30]张泉山.敬告审查员[N].大公报,1921年5月25日

[31]易楚珩.和程希洛先生不主张女子参政的商量[N].大公报,1921年5月30、31日

[32]李细珠.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J].中国近代史,2005,(12).

[34]伍毓秀.女子应有参政权的我见[N].大公报,1921年5月26日

 

附言:本文刊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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